解读普洱茶文献——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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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04-04 09:45认证作者:阳光里的鸟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这是最早明确记载云南茶的文献。《蛮书》,又名《云南志》,为唐代樊绰所著。樊绰生卒年月已不详,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任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蔡袭幕僚(有的书中称樊绰任安南从事)。同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为了对付南诏,他受蔡袭之命,收集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而后参考了袁滋的《云南记》、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等书,写成了《云南志》,并委托张守忠转呈朝廷。公元863年南诏军攻陷交趾,蔡袭战死,家人、从官70余口,皆死于战乱。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而走。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都督府长史,复考察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著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
  樊绰《云南志》流传至明朝,只有《永乐大典》中还有收录,名为《云南史记》。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明朝解缙等编纂的《永乐大典》中将其辑出并精加整理,先用木活字排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名为《蛮书》,随后写入《四库全书》本,然后桐叶馆知不足斋鲍廷博又重刊,这是清代《蛮书》最早的几个本子。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此外,还有李永清1941年作《蛮书校注》(未刊),残稿今藏云南省图书馆;1962年向达作《蛮书校注》;1995年木芹作《云南志补注》;1985年赵吕甫作《云南志校释》等版本。后来方国瑜先生在《滇南旧事》中考究此书时认为此书不能名《蛮书》,而应该称作《云南志》。此书的名称是《云南志》还是《蛮书》,史学界对此仍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叫《蛮书》还是《云南志》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部书珍贵的史料价值。从该书的史料稀缺性看,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早、最详细、最有参考价值的关于南诏的史著。根据史料记载,唐人所撰的有关南诏史料的著作有未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和樊绰的《云南志》十卷。到现在仅存的只有樊绰的《云南志》。因此从唐人所撰史料现今保存之程度看,在研究南诏史时,此书的史料价值无可取代。
 
  对云南茶来说,此书的史料价值早有充分认识。它第一次确切记载了云南茶的产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制造方法(“散收,无采造法”)和云南早期茶饮习俗(“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唐代,中国茶尚处于“命名”的发轫时期,云南茶的制作方法和品饮习俗上和内地是大致在一个发展水平上的,都在中国茶文化、茶产业发展的早期,只是制作方法上稍显落后。这则史料,更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它明确描述了云南茶的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
 
  “银生城”是唐初南诏国“银生节度”(唐代南诏国七节度之一)府所在地,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银生城界诸山”,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附近一定范围的各山,应该是景东县城西边的无量山和东边的哀牢山各地。而“蒙舍蛮”系唐代以洱海为中心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民,居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境内,广义讲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也在其列。因此,“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句话,就是指南诏时,云南茶出产在以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为中心的无量山、哀牢山地区。
  可是,今日普洱茶的主产区并不在这个地区,而是在这个地区更往南的普洱、版纳、临沧地区。是这则记载不确,还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普洱茶的主产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南移,这是值得探讨商榷的问题。
 
  此外,据樊绰自述及其他记载,不能说明他曾经到过云南城镇,其活动只在交趾和四川,对云南,他并未亲身经历,关于云南的绝大部份资料,都是根据前人纪录。而前人对云南的记录,进入他著作此书的时候,已经过了上百年数十年不等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里,云南自然又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所以,他对云南的记录,自然会有一些“变形”,并不能说完全准确。
 
  不过,对于普洱茶来说,他的记载已经够了。因为他已经明确记录,在唐代,云南出茶,就在南诏国统治的无量、哀牢山的群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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