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影响和决定饮茶心情的一大因素，文人们总是力求在幽静雅致的环境中饮茶。他们寄情山水的同时啜饮香茗，既能欣赏风景，又能洗涤心灵，得到双重的审美愉悦。比如树荫之下，清净自在，陆游《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其二>》：“旋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或在竹林中，清幽高雅，陆游《喜得建茶》：“故应不负朋游意，自挈风炉竹下来。”或者对花而啜，虽然唐人最忌如此，但宋代这样的观念逐渐淡薄，文人们认为在花间品茗风雅至极。邹浩《同长卿梅下饮茶》云：“不置一杯酒，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用此对梅花。
梅花自古就是高洁的象征，与品茗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清高雅致。或者对月而饮，月亮本是能引起文人无限遐思的事物，望月思乡、望月怀人、望月感怀是诗词中的永恒主题。在清冷的月光中，细啜清茶，宁静祥和，品茶也是品味世间百态。文彦博在《和公仪湖上烹蒙顶新茶作》中写道：“蒙顶露芽春味美，湖头月馆夜吟清。”或者于亭轩小饮，亭轩大多都是依山傍水而建，不失为品茗佳处。文同《北斋雨后》：“唤人扫壁开吴画，留客临轩试越茶。”杨万里《舟泊吴江》：“自汲淞江桥下水，垂虹亭上试新茶。”甚至泉边溪上，都可为之一饮。
韦骧《和山行回坐临清桥啜茶》：“云回处引笙箫，疑向春宵度鹊桥。桥上茗杯烹白雪，枯肠搜遍俗缘消。”作者在临清桥上烹茶，耳旁荡漾着山林中的笙箫之声，眼前茶汤散发出阵阵清香，轻啜一口，俗世烦恼烟消云散。在清净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无疑能达到净化心灵、放松身心的目的。
宋代文人喜欢在自然环境中饮茶往往和他们“避世”的心态相联系。尽管中国文人是积极进取的，希望对国家有所贡献，然而建功立名者毕竟为少数，大多数人都会面对失落的困境，不得不建立起另外一种处世态度，这就是“避世”或“出世”。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出世”，而是寄情于田园山水，到远离纷争的世界去构筑寂静幽雅的环境，在品茶或玩赏茶艺中求得内心的愉悦，达到心灵的平衡。对于宋代文人来说，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他们更懂得如何找到平衡的位置，这就涉及饮茶状态的第二个方面——心态。
心态之静
除环境静外，能够体会茶之真谛的，就是品茶人的心态之静。老子曾说：“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孔子也主静：“智者动，仁者静。”庄子同样提到：“圣人之心静平。”在中国古代哲人眼中，静是内在特质，是人的主观心境的表现。
宋代文人追求静的心态，一方面是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宁静的心态更有助于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思考人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很多时候，在没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时，他们宁愿独饮也不会随便与他人品茶。蔡襄《即惠山煮茶》：“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鲜香筹下云，甘滑杯中露。
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昼静清风生，飘萧入庭树。中含古人意，来者庶冥悟。”作者用惠山泉煮茶，好水、好茶相得益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清茶入口，似乎能够过滤人的灵魂，使人忘记俗世尘缘。在这样安静的时刻，一阵清风拂面而来，悄悄带落庭院中树上的叶子。刹那间，作者似乎和古人在精神层面上已然相通，达到了老子所讲的“虚静”状态，领悟了古人煮茶、饮茶的真意，即在心灵澄澈、无欲无念中超越了现实和自我。
茶能稳定情绪，使人沉静，在品味清茶的过程中，士人往往能有所心得。欧阳修《双井茶》：“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茅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龙须三日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室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这首诗是欧阳修辞官隐居时所做，借咏茶而咏人，抒发感慨，对人间冷暖、世情易变做了含蓄讽喻。宋朝统治阶级嗜茶，贡茶时时翻新，一旦有了新的贡品，以前的就会降一等次。宝云茶、日注茶都是当时的名茶，作者认为它们并不是不好，而是人们的“争新弃旧”才使它们没有以前那样受欢迎了。无论人们是否关注，它们的香气犹存，本色没有改变。就如同君子，他们的品德一惯高尚，并不会随着世态而改变。此诗所论为人处世之道，又何尝不是醉翁自况。
欧阳修一生爱茶，他曾参与茶法改革，起草《通商茶法诏》，还专门撰文论述煮茶用水的《大明水记》。但由于支持范仲淹政治革新，为守旧派排挤，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故而辞官隐退。经历了多年的宦海沉浮后，他逐渐认识到世情百态，多次在诗歌中表达对茶的喜爱，“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唯饮茶”，“亲烹屡酌不知厌，自谓此乐真无涯”。可以说，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欧阳修的鉴茶能力奠定了基础，而在品茶的静思中，借助茶的精神，他又能更加深刻而透彻地思考着人生，收获人生的真理。宋代文人较之前代，更加注重内心的素养，尤其和唐代士人相比较，他们的思想成熟、深沉，情感含蓄、复杂，宋代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内敛深沉的特征。因此，宋代的茶文化也总体呈现出深沉内敛、动中求静的总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