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历史,喝喝茶

唐代
 
  在唐朝对外族的一系列战事中,如果不提南诏之战,也就谈不上为了争夺茶叶所付出的惨烈与悲壮了。
 
  熟知普洱茶的人都知道,南诏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其中攸乐、倚邦、革登、蛮砖、蛮枝、漫撒六大山头为著名的茶产地。
 
  这些茶经大唐监管课税后,除少量进入内地销售外,多数则通过马帮经打箭驴(即康定)进入吐蕃,南诏产的普洱茶也成为吐蕃主要的茶叶来源之一。
  ▲唐阎立本十八学士图二
 
  大唐控制了洱海地区以后,便加紧了对滇池区域的经营,对茶叶施行专控制度。
 
  因为南诏是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作为军事战略不可缺少的储备物资,南诏的茶叶出口就成为大唐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利用茶叶作为控制吐蕃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南诏地区的茶叶出口采取严格的管控和高额税收,从而导致南诏茶叶的价格暴涨,因此对吐蕃的茶叶供应量大幅度减少,而大量的茶叶积压,此举引起了南诏和吐蕃两地的强烈不满。
  ▲黑釉执壶(唐)
 
  中国茶叶输入西域外藩始于唐朝,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到了军事力量相对羸弱的宋代,为了抵挡来自北方契丹和女真的铁骑入侵,宋朝更是有赖于以茶易马的形式来扩充军备,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茶叶帝国。
 
  唐代时的茶叶非常金贵,今天很多人知道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其实真正的诗名叫《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这首诗就写于唐代。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茶的一个兴盛期,涌现出陆羽的《茶经》、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都曾经写过大量关于茶的诗。自开元年间开始,北方佛教禅宗兴起,坐禅祛睡,倡导饮茶,饮茶之风由南方向北方迅速发展。
 
  唐朝早期的喝茶方式叫“煎茶术”,与今天完全不同,就是把茶经过烘焙后,制成茶饼存放,饮用时将茶饼碾成碎末,加入适量的盐和其他香料在茶锅里熬。“煎茶术”的过程很复杂,根据近年在陕西大佛寺出土的唐代茶器看,当时喝茶不是普通人所能享受的。
 
  到了唐朝晚期,喝茶的方式又进了一步,在煎茶的基础上多了一些花样,统称为“点茶术”,而制茶的工艺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传统的蒸青发展到了炒青,从茶饼发展到半成品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饮品。因为年代相近,后唐几乎沿袭了包括饮茶在内的所有唐朝文化。
 
契丹
 
  契丹人喝茶,大约是从唐朝中期开始。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契丹人,把在中原学会的喝茶习惯带回了部族。那时的中原人在喝茶时往往添加一些调味品,以此缓解茶的苦涩,而契丹人则根据吐蕃人的酥油茶,发明了往奶中加入茶叶,再将其煮沸后饮用,并成为一种风气。
  几十年下来后,契丹也就逐渐成为当时最大的茶叶消费民族。然而北方地区不产茶,再加上中原朝廷把茶叶当成一种战略物资,对游牧民族进行严格的出口控制,所以契丹人只好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茶叶资源。
 
  或许正是因为食品中有了茶叶,改变了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使这个游牧民族变得越来越强大,寿命也越来越长,从过去的平均寿命35岁提高到了43.2岁。
 
  至耶律阿保机他爷爷的时代,即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已经很强盛了。
 
宋代
 
  以茶换马,再分别课茶马税,这不是宋朝的发明,而是源自唐朝。
 
  仅从宋朝最高机构的设置上看,就能明白茶叶有多么重要了。比如最高的权力机构分为三省六部,辖设二十四司,其中最高决策层是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仅茶叶一项,这三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监管。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从起初起就做得比较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又规定品质好的茶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完成之前,禁止商人从事贩运等严格的规定。
 
  当然,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所有茶叶必须由国家总经销,任何个人不得从事私茶的贩运,一经查获,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宋真宗赵恒签订的“檀渊之盟”换回来的结果,就是让他的子孙们快速进入了北宋的盛世。中原与契丹之间终于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争对峙,百姓总算熬到了战争阴霾的消散,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北宋从这个时期开始大力发展经济,经济作物自然是以茶叶为主导,全国主要的茶叶产区的种植面积不断加大,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茶叶成本急剧下降,此举引来了一个人人都喝茶的高潮期,一种全新的喝茶方式正在悄悄诞生,这就是著名的“点茶术”。一直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喝茶方式才被日本僧人带到了日本,由此,逐渐演变成了日本的“茶道”。然而,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回过头来向日本人学习“茶道”,不知道此举会受到宋朝那些先人怎样的嗤笑。
  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生产中去,制造业、手工业、种植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茶叶的兴盛,不仅给大宋帝国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同时茶叶也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中,第一次将茶纳入其中。
 
  随着茶叶需求量的加大,制茶的工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各种制茶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从工艺到品级的要求越来越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茶,便是建州所产的北苑贡茶。
 
北苑贡茶
 
  建州,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境内,而北苑则通常指现今建瓯县东峰镇凤凰山御茶园遗址一带,外延可达三百里外。据明代《嘉靖建宁府志》记载,南朝萧齐年间,建州已有人种茶,到了唐代,此地盛产茶叶。当地也出现了众多制作茶叶的茶焙主,张廷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五代闽国的时候,张廷晖拥有凤凰山一带方圆三十余里的茶园,且制作的茶叶品质优良,很早便成了全国知名的茶商。
 
  张廷晖建成了北苑茶园,又开创了茶叶制作的新技术,被后人称为北苑茶祖,当地百姓更是将其尊奉为“茶神”。于是“北有茶圣陆羽,南有茶神张廷晖”的佳话便不胫而走了。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各地的茶农、茶工都会来到鼻祖张廷晖的面前,接引香火,祈福天地人和,多产茶,产好茶。
 
  随着赵氏王朝的一统江山,建州被纳入宋朝的版图,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州的冶金铸造、瓷器制作和茶叶生产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社会各业普遍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北御茶园也迎来了走向巅峰的契机。
  早在公元998年,大学士丁渭受命来到北苑御茶园,负责督造御茶。
 
  丁渭首先将原先范围三十里的茶园扩大到三百里,并雇用了四万多名茶工进行茶叶制作。随后他又在研膏茶的基础上制作出龙凤团茶,每八饼一斤。
 
  制作龙凤团茶的工艺非常复杂,茶工们从茶山上采摘回茶叶后,要经过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和过黄等七道规范而严苛的工序,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工具和技术。层层筛选之后,茶农再将它们进行包装。
 
  为了彰显尊贵,丁渭还特意设计了皇家专用的茶饼模具,模具里编刻有精美的龙凤图案,将茶叶入模压制后,就变成了外形无比奢华的茶饼。
 
  茶饼上的龙凤图案,还要再用金箔装饰,于是“龙团凤饼”的名字也就诞生了。
  至庆历六年,即1046年,蔡襄从福州知府转任福建转运使,主持北苑茶事。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蔡襄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在大龙团凤饼的基础上,创制出更加精致的小龙团风饼,每二十饼为一斤。在外形上使用更加丰富的模型,有圆形、方形、菱形、花形等上刻龙凤花草等图纹,专供皇室饮用。
 
  由于小龙团凤饼制造过于精工细作,产量极少,只有皇帝才能喝到,即便是他身边的大臣也很少能品尝到。欧阳修曾在文章中提到,为官二十载也只是得到过两钱茶叶的赏赐。
  蔡襄之后,元丰年间又造密云龙,,绍圣年间再造瑞云翔,随后又有三色细芽及新銙等,每有创新,茶质名声无不更上一层楼。据记载,北苑龙团茶仅宣和年间就制造新品达三十二种之多,可谓是为中国制茶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在崇尚奢华精致的宋朝,龙凤茶的盛行推动士大夫们的饮茶艺术走向极致。他们大肆宣扬斗茶之风,而斗茶又大大促进了建州的陶瓷业,尤其是建窑茶具的登峰造极。“茶色白,宜黑盏”。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兔毫盏,因其形似眼睛,又被称为天目盏。因其与北苑茶相映成辉,是说禅论道时愉悦心智的一道风景,从而名倾一时。
 
  茶叶在古代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砝码,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商品。茶叶不仅是生活,更是财富、政治,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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