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近20年来的热点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 周重林/ 凌文锋
概念的提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木霁弘、徐涌涛、李林等人在中甸地区做方言调查时，在一个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带领下，便了解到中甸的金沙江附近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马帮走过的石路，石路上当时还残留着十多个寸许的马蹄印。虽然此时几位年轻人最初的动机是做方言调查，但当他们将这条古道和铁索桥、藏族的饮茶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却有了一个极为有意义的发现并由此孕育了一个后来影响云南乃至中国西南的概念。
1990年7月至9月，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六人（即后人所谓“六君子”），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云南大学中文系的组织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根据木霁弘、陈保亚等人《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2003年8月第2版，附《“茶马古道”考察队步行考察路线图》。]，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1992年，忠实记录“六君子”的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展示了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等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六君子”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六君子”在当时的书中认为：“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中国对外交流的线路大致有以下几条：
（1）南海道；
（2）西域道（北方丝绸之路）；
（3）南方丝绸之路；
（4）青藏高原‘麝香丝绸’之路；
（5）滇、藏、川‘茶马古道’。”
今天看来，他们当时的这一划分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从“六君子”当时的表述来看，滇、藏、川“茶马古道”只是当时普遍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不过作者在其后的研究中已对“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提法进行了修正，详见下文。]做了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做了明确的区分。
随后，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人又就茶马古道的意义、历史地位等问题分别刊发论文进行了阐述。1993年，木霁弘等六人联名论文《“茶马古道”文化简论》刊发，提出三条茶马古道，从青海到西藏的“唐蕃古道”、从四川到西藏的“茶马互市”古道，以及云南到西藏的“茶马古道”。文中作者们又次强调了滇、川、藏这一多种文化碰撞的“大三角”区域的文化重要性。同年，李旭的《通过藏区的茶马古道》也在《雪域文化》秋季号上刊发。
概念的升温
受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内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货物——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家万户，并最终便成了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而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也出版了。该书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式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六君子”的书出版尚未不久，此时的“茶马古道”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即使被学者收入论文或著作中，也只是仅仅被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如徐冶、王清华等人在其1996年7月出版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察记》一书中认为，“另外，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两条重要支线在本书中尚未提及。它们是‘步头路’和‘茶马古道’。步头路是从五尺道安宁一带岔出南下，经建水、元江然后顺红河出海；茶马古道则从五尺道和灵关道会合处的大理岔出北上，经丽江、中甸，进入西藏。”[王清华、徐冶著：《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111页。]自1986年立项以来，由童恩正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1995年出版其研究成果《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时，仍以“西南丝绸之路”指称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其中的论文也大多冠以“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之名，除了李绍明在《论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涉及“茶马古道”外[李绍明原文曰：“另外还有一条从今云南大理起，途径丽江、中甸、德钦、盐井到昌都再往西去拉萨的古道。这条路大体相当今日的滇藏公路。有人认为这条路由大理往南还可达产茶地区普洱一带，将滇茶运销西藏，成为另一条‘茶马古道’。这两条‘茶马古道’从广义而言亦可视为藏彝走廊中各民族迁徙和交往的途径。”]，其他的学者对这一概念也鲜有涉及。
或许正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徙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适合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世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等书已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不断地编著出版中。
2003年到现在，周重林参与主编了40多种旅游图书，每本都会对茶马古道大写特写。一方面是市场的宠爱，同时也有其难以摆脱的“茶马古道情结”。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的书刊，高达上百种。
就笔者所知，目前出版的茶马古道的专著或相关的著作已有《茶马古道考察纪事》、《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九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藏客》、《又见茶马古道》、《丽江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亲历记》、《古道苍茫：亲历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行走在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史》、《马帮文化》、《茶马古道亲历记》、《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茶马古道茶意浓》、《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等等，加上其他专论茶马古道上不同地区的著作、涉及到茶马古道的普洱茶专著、涉及到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各种涉及茶马古道的旅行交通指导手册，共计有300余部。除此以外，还有系列集中反映了茶马古道沿线的风情或者茶马古道上发生的故事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也相继在最近十年内面世。
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5月22日，在中国知网刊登的论文中，题名包含“茶马古道”的文章共计657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22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215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有197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有5篇，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中有27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中有2篇；关键词中包含有“茶马古道”的总计有1682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85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801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有11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9篇。[以上数字根据笔者于2010年5月22日中国知网查询结果所得，如有变动，应属最近发表的文章添加所致。]
其实，早在2001年，茶马古道便显示出了其在旅游方面的独特魅力。如西藏昌都当年开始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城市名片，主打茶马古道旅游。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当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云南剑川县沙溪寺登街和万里长城一道，入选为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前者申报的理由正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次年6月，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香格里拉联合主办“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与会专家会后联名发表了《昌都宣言》，力图“开拓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促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
从2002年开始，中国书业进入“读图时代”，这点在旅游图书体现尤为明显，图文并茂的旅游书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并进一步充实了游客出门的信心。这一点在经历了“非典”压抑后的2004年表现最为明显，可谓是“中国旅游书的黄金年”，这一年内，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便出版了50多种。《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就是融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茶马古道古道、中国西南的神秘文化与独特的风景于一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者的倾向和追求。
2009年6月6日，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在丽江成立。
2009年，普洱市旅游局采纳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旅游的规划，确定普洱市旅游主打“道可道，大茶马古道”。
影视方面，早在1997年，郝跃骏便深入独龙江，拍摄了《最后的马帮》，该片2001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而荣获多项大奖。1999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开始合作拍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历经四年的拍摄和制作后，该片2003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将全世界的眼光吸引到了云南怒江到西藏沿线的茶马古道。
然而，这两部影视作品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初期作品，影响范围还不算很广。2004年，王红波、何真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开播，美女明星的云集，使得该电视剧从开播就受到广泛关注，加上其故事化的讲述更让许多人对云南式马帮生活也产生了无限的好奇与向往，而滇西的马帮往事再次通过大众媒介引发关注。2005年7月至8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虽然这只是一部由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虚构作品，但却借助中央一套的收视率而深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使“茶马古道”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词。四年后，日本NHK电视台和韩国KBS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茶马古道》也分别上映了，从而使“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条“享誉世界”的线路。
其实，2004年后的“茶马古道”热还与云南普洱茶的热销有很大关系。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进一步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传统上普洱茶的运销均是由马帮进行，而古道正是马帮曾经的艰辛和普洱茶文化悠长的见证。而今马帮行将消失，古道行将衰落，唯有普洱茶依旧在焕发着活力。
“茶马古道”此时已成为了普洱茶商家促销宣传的有效手段，从而使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如2005年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茶，直奔北京城而去，吸引了全国媒体记者和观众、读者的眼球。
学术社会团体方面，除原有的云南省茶叶协会外，云南省茶叶商会（2005年3月成立）、茶马古道研究会（2005年8月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005年9月成立）、云南普洱茶协会（2006年4月成立）相继，茶商有了自己的会所，学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场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茶叶交易会、博览会。
政府方面，在普洱茶热带来的经济效益促动下，也纷纷支持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研究与宣传。2006年，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确立，《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
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2007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
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其实，早在1997年，极为敏锐的文化商人聂荣庆便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早早将茶马古道的“话语权”攥在了手中。
虽然“茶马古道”当初只是“六君子”根据云南和西藏交界地带马帮驮运茶叶的路线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旅游业对新兴事物的不断追索和普洱茶的热销，它又在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的资源符号的色彩。
然而，“茶马古道”还远不止于此。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由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第3040号提案，即“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下简称《提案》）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手丰碑。她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不朽的中华文明。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期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上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大。”
鉴于此，2009年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开始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研究，同时对茶马古道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此背景下，云南、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研究也充分重视了起来，茶马古道沿线文物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2010年6月2日到4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题，在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市召开。与会专家和地方学者纷纷就茶马古道线性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本地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及其研究状况做了汇报。
2010年7月6日至8日，“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在丽江大研古城召开。与会的三百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茶马古道文化及其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进展，会后专家学者们还在会务组的安排下实地探访了丽江茶马古道。
经历近20年的发展和演变之后，今天的“茶马古道”已经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概念，便成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妇孺皆知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恐怕这也是当初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六君子”所始料不及的。
“茶马古道”的未来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