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
周重林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普洱茶》专家组成员。2003年，主编出版《天下普洱》一书，销售数万册，被业界称为“普洱茶的开山之作”。2005年，策划、编撰《云南茶典》，是迄今为止云南茶书中最详尽、最系统的一本茶书。
自己的研究领域——茶马古道上。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在喜马拉雅连绵不断的雪峰高耸于大峡谷之间，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犹如在峭壁上被凿出来的一般。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条被称为“鼠与鸟之路”上穿行，开辟着通往域外的民间贸易通道。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由于茶捐过重，茶商无利可图，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悠扬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香消散了。从此，茶马古道默默地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了许多年。
虽沉寂多年，然而，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却始终留存在人们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中。为推进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不少专家学者曾多次前去进行实地考察，木霁弘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命题，周重林作为他的学生，后来也加入了茶马古道研究组，并承担起了这一课题的重任。
新金融：木霁弘等人首次正式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命题之后，关于“茶马古道”的争议存在了十几年。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周重林：现在“茶马古道”已经完全取代了最初描述西南区域概念的“南方丝绸之路”，当初的争议不复存在，尤其是国家层面上启动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以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具体论证过。我在《茶叶战争》一书中用“权力与地理”来作了简单的回顾，丝绸与茶相比，缺乏太多遗迹与活形态的东西，线性文化遗产，一旦主体物质“死亡”，其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新金融：《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报告》是目前茶马古道最详实的报告，你担任此课题第一负责人和第一撰稿人。对于茶马古道你有怎样的一种情结？
周重林：这个课题是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把重任交给一个年轻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魄力?我是木霁弘老师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他讲述的茶马古道迷住了，写过许多古道小说。后来到木霁弘担任所长的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工作，木老师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所里还有像杨海潮、凌文峰等志同道合者，他们教会了我许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终生研究茶马古道的决心。
新金融：20多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种文化符号，并且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目前，“茶马古道”的申遗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周重林：2009年年末，我们的报告提交给国家文物局后，国家层面在2010年中旬就启动了国家保护计划，把许多连县级保护都不是的古道、桥梁、村落首先纳入了国家文物保护当中。申报的云南、贵州、四川有上千个点，就是因为点线面太多，所以申请世界遗产工作还在细化中，大约在2015年具体实施。
新金融：对于“茶马古道”的未来你有怎样的期许，会做出怎样的努力？
周重林：回到话语权的问题，这个诞生在云南的学术概念，是一个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符号输出的概念，现在我们有几个原创概念可以输出？大部分都是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拾人牙慧。萨义德就说，西方的东方学在东亚招生，不过就是培养了一些操着西方话语的东方人而已。
我们研究所立志创建一个茶马古道学派，在《茶叶战争》后，我要写的是《茶马古道与内陆边疆的形成》，杨海潮在写《茶马古道的知识谱系》，凌文峰在作《茶马古道与牵牛花》，杨静茜在做《茶马古道物具考》……加上有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汪峰教授等研究群体，我们会在已有的地基上，盖出漂亮的大厦。
作者：周重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