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帮走出女儿国
文/何真
在上帝的创造与遗忘间，它曾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做过许多智慧勇敢的选择和努力，在这个滇川藏大山封闭群落里，它没有被强势的民族并吞消灭、没有被大一统的汉族同化，而保持着自己部族遗世独立的风骨，自己族种的高大健壮俊朗……摩梭的一位智者告诉我，这当然也和马帮有关。
关于这片土地，现代人对它充满了猎奇和误读。本来，摩梭人非契约、非义务、非排他，并且女性有较多自主权的两性关系模式，是母系家庭制度的一部分，它保留至今，具有极珍贵的文化价值，甚至值得将爱情也物化了的现代人观照和反思。可浮躁的旅游工业却将“走婚”渲染成摩梭的唯一文化符号，甚至将其和那种浅薄庸俗的“一夜情”画上等号。有很长一段时间，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误读，我甚至不愿和别人讨论它。
其实，就是上个世纪初那个叫约瑟夫·洛克的奥地利人，在他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里说：“泸沽湖是上帝创造的最后一块地方”的时候，由于他更多的是与宁蒗的上层接触，对当地所保留的秘而不宣的母系制度也是知之甚少的。
三十年前，我和几个搞人类学的朋友曾沿着泸沽湖，从云南宁蒗这边的永宁、忠实等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往四川的木里、盐源步行而去，那是一次关于收集民歌和民俗的田野考察，虽然时时有火塘边的絮语、达巴诵经的皮鼓、山头上阿哈巴拉马答米的歌声、夜晚的圈舞、寺院里的喇嘛海螺和法号相伴，留在我印象里的，仍然是那片土地、那些村落无边的寂廖和宁静。大年三十，我们在甘木女神山上，只有山风无语地吹过，俯瞰这个神秘的群落，现在做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邓启耀说：上帝最后创造了它，又把它遗忘了。
其实，我们当时对它也属于知之甚少，在上帝的创造与遗忘问，它曾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做过许多智慧勇敢的选择和努力，在这个滇川藏大山封闭群落里，它没有被强势的民族并吞消灭、没有被大一统的汉族同化，而保持着自己部族遗世独立的风骨，自己族种的高大健壮俊朗……摩梭的一位智者告诉我，这些当然也和马帮有关，而将马帮发展和发挥到它最大效应与作用的，则是百年前这个部族里，一个叫阿云山的摩梭汉子。
我看过阿云山的照片，生于光绪年间的他，有着刚毅的唇线、挺直漂亮的希腊式鼻梁，眼神炯炯，像他的摩梭族人一样高大英俊帅气，生生把在他身边那个欧洲人洛克比下去整整一大截。他在永宁扎美寺当过喇嘛，曾沿着那条连结起川滇藏的古道远到西藏习经。不知是不是走在这条古道上见了世面还是受了某种启悟，再沿着古道走回来后他还俗当了永宁土司的大总管，代替土司掌管了这个地区一切政治、武装、宗教政务。
精明能干的阿云山意识到自己部族封闭贫寒，周边强势力各自为政的困境，便智慧地与小凉山彝族头人搭亲家，以和亲睦邻；用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木里王加强联系；用同宗同族的兄弟关系与盐源蒗藻土司重叙亲密的血缘关系。在精心细密地建构好周边关系、排出通行障碍之后，他动员鼓励永宁的摩梭人、普米族和藏族走出去赶马行商。与此同时，这个聪明的大总管充分利用了永宁挟川康滇藏三地有利的地理位置，在永宁组织人就地收购皮张，制作皮鞋，皮袋、皮褂，供来往马帮使用，整整做出了一条皮匠街。以后又吸引了酿酒、饭店、面铺、烟馆、赌场、马店、缝纫、银匠、铁匠各色人等来到这里。每年开春当杜鹃花开满永宁坝子，扎美寺做大法会的时节，在海螺法号悠长回响声中，各地马帮便云集此地，运来布匹、茶叶、盐巴、百货；又运出皮革、毛织品、药材……作为大总管的他，甚至以身示范，亲自带着贵族家的马帮南下丽江、大理，北上四川西康、西去西藏、印度、尼泊尔、缅甸。就是在宁蒗现代的官方县志里，也认为阿云山是个温和而有作为的土司，摩梭人在其治理下得以保留一定的民主权利。阿云山在周边各族中得到敬重，有较高的威信和威望。
马帮和集市的兴盛，打破了封闭自给的经济。摩梭人获得了自己的实力、并有了与之相辅的民族尊严、更增加了维系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自信。我从俄国人顾彼得的书中读到一些很有趣的情节：近百年前，丽江街头，那些跟马帮而来的身材高大漂亮迷人的摩梭妇女描着眉、打着浓浓的口红慢慢走着，她们“穿着长裙，波动起伏地，摇摆着屁股，微笑着，向这个或那个男子投以调情的眼光，即使是厚脸皮的纳西妇女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她们神经病地吐唾沫或傻笑”，无视她们的激怒，摩梭妇女则“慢慢地手搂着一个丈夫或情人的脖子，同时还被男人搂着腰”旁若无人，“举止温文尔雅慢慢地走过丽江的街道”……
女性是摩梭母系大家庭的当家人和财产、血脉继承者，有守护家屋“根骨”、不断香火的责任。而男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平台，则是去赶马帮。地理的闭塞，让马帮在部族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声望和作用。摩梭智者的“马帮说”当然也不能完全破译这个在上帝的创造与遗忘之间保留下来的母系王国之谜。但是马帮一定是这个民族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做过的最智慧勇敢的选择和努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