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壶
事实上，书法家陈显伦一直走的是一条学术探索的路线，他以数十年临池经典的书法修为来专攻历代名家的书法陶刻，而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早在2016年，由其雕刻表现在紫砂壶上的王岳川书法和张桂光书法，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首都博物馆展出后，便引来全国书法界一批名流的侧目。近几年，与陈显伦合作过的当代名家，书画界有潘鹤、王岳川、陈永锵、刘书民、何满宗、陈永正、张桂光、李远东、苏华、卢有光、卢中见、纪光明、陈春盛、刘汉虎、孙景隆等几十位，而雕刻过的更是包括二王、楷书四大家、米芾、苏东坡等历代书法大家的作品。与众多玩票性质的艺术家不同，陈显伦创作书画陶刻作品，一直是沉心低头梳理再现名家经典，对历朝历代、不同山头流派的书体书风均一一涉猎，概不遗漏，志在饱学成富，厚积薄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兴起，推动行业不断走向多元化，促使不同艺术形态向更深、更广和更高的方向融合发展，而书法和陶刻艺术的融合亦在此过程加速。借助市场需求急速扩张对上游形成的推力，以江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坭兴陶、云南建水紫陶、重庆荣昌陶和广东佛山陶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传统名陶产业，在21世纪成为红极一时的“造富平台”，也带动了一大批现当代名家书法作品以“陶刻”的形式进入各种艺术陈设和日常实用器型，通过大众艺术品市场流向千家万户。因而，加强对以紫砂为主要载体的书法陶刻技艺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对当代书法名家乃至近现代和古代书法名家作品的保存和传播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书法“文化书法”理论的创始人王岳川，一直把陶刻当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看待。因而，他对学生陈显伦目前所从事的书法陶刻事业颇为赞赏。他认为纸寿千年而陶寿万年，书法文化就应该进入器形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像陈显伦这样的出色陶刻家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壶随字贵，字依壶传。陶刻作为紫砂壶的主要装饰方式，明清以来已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这主要得益于宜兴紫砂壶简约大方、淳朴典雅和安逸恬静的形韵仪态，得到了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一大批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喜欢。书画陶刻紫砂自成一派，精英阶层审美观念和标准在紫砂陶艺创作中的贯彻和固化，久而久之也对大众收藏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引领着紫砂行业和市场的发展。
实际上，若从文化渊源来看，陶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与中国文字史可谓一脉同源。陶刻在紫砂陶上的广泛应用，根源于紫砂陶坯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的可塑性。就书画艺术而言，不管是篆书、隶书、草书和楷书等各种书体，还是秦砖、汉瓦、钟鼎、甲骨、竹简、写经等各种书法源流，甚或是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不同题材，以及白描、工笔、写意等不同技法，都可与紫砂陶器这个载体相互融合，形成一门独特的装饰艺术。
在紫砂艺术界，书画家与紫砂工匠的合作自古有之，主要原因是紫砂壶作为工艺美术品，为迎合市场需要，大多无法脱离批量复制的生产模式，譬如，石瓢壶、西施壶、仿古壶等均为近三十年来国内收藏者普遍在追捧的经典造型，几代宜兴匠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复制和仿造，虽然在工艺水准上有高有低，然而同类款式的壶形市场存量巨大，除底款是不同工艺师的印签外，光壶是谈不上有任何艺术个性和文化内涵的。毕竟，在紫砂历史上如陈曼生般既工诗文、书画，又善制壶的集大成者少之又少。因而，吸引更多像陈显伦这样具有较强艺术表现力和独特审美情趣的艺术名家的加入，正好可以弥补紫砂匠人的这一短板。书画家、文学家在壶上作诗、绘画、刻字，不仅可以丰富紫砂壶的装饰表现形式，而且可从根本上提升紫砂壶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近年来，吴湖帆、韩美林等一批现当代书画名家与著名宜兴制壶匠人顾景舟合作的“文化壶”，在紫砂拍卖市场上独领风骚，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从陈曼生时代就开始确立的“壶因字贵，字以壶传”的紫砂文化审美理念和标准，至今仍是这个行业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