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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龙:乡村品牌化势在必行

编辑:无言

每当长假来临,朋友圈不厌其烦晒出的,都是让人充满向往的乡村生活。在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乡村就这样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今非昔比。如果说昔日的乡村只是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场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平台,那么今日的乡村,则在跟城市比照中,焕发出截然不同的魅力。

面对这一天翻地覆,乡村应该如何重新估量自己的价值?如何包装自己、传播自己、营销自己?地方政府又应该如何抓住机会、顺势而为,通过乡村品牌化,助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

在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小编专访了乡村品牌化推手、农民日报高级记者蒋文龙。蒋先生是我国最早倡导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专家型记者,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他深刻把握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推动乡村品牌化进程,在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撰写刊发多篇报道进行呼吁建议,并将乡村品牌化概念写进浙江省有关政策文件。

一问:在传统的理解上,“三农”领域的品牌大多是指农产品品牌、乡村旅游品牌。近两年你们在大力推动乡村品牌化,还提出2020年为“乡村品牌化元年”。请问,在乡村振兴的坐标上,乡村品牌化意味着什么?答:每一种品牌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都是不同审美、不同价值主张的集中体现。

乡村的形成与人类的诞生几乎同步,但数千年来,乡村只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缺少市场性,没有流动性。但今天,乡村的功能特性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清风明月、春种秋收,甚至连青蛙的叫声和夜的黑都是奢侈品,可以包装卖给游客。乡村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农产品、更不仅仅是村民自娱自乐的场所,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整体进入市场。乡村的功能价值和主体特性得到了重新定义。

以前我们推动农产品品牌,其核心是产品,功能上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而乡村品牌尽管包含了农产品,甚至旅游产品,但又超越了产品的物理属性。它以整体的形象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不仅提升了物质产品的附加值,而且形成了乡村的品牌资产积累。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品牌化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乡村品牌成为乡村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没有占有更多资源、没有增加产量的情况下,乡村品牌化实现了乡村资产的整体增值。这是一种高质量、可持续、绿色化、共同富裕的乡村发展之路,是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和转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问:就我们了解,建国后也有许多明星村,请问他们是不是品牌?为什么说乡村品牌化今天才真正破题?

答:文革期间的山西大寨,改开时期的安徽小冈,工业化时代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等都曾红极一时。他们是时代造就的明星,与市场属性、竞争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符号,而并没有整合资源,进行整体营销的理念。

我们所说的“乡村品牌化”,指的是以品牌化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乡村经营发展,通过乡村品牌的创建、经营、管理,实现乡村价值的再聚焦、再发现、再利用。这是一个主观能动的过程,是一种主动干预的结果。

乡村品牌化的发端过程,实际上是对乡村功能价值再认识的过程,是政府发力推进乡村发展方法、路径上的再探索、再实践。对于政府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事实上,品牌建设的投入,我们也完全可以视作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只不过这是“软件”,而非“硬件”。

三问:那么,从政府工作层面看,乡村品牌化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表现在哪里?政府推动乡村品牌化工作有什么动力可言?

答:简单地理解,乡村品牌化是政府巨大财政投入的变现。政府可以通过品牌化,续写好美丽乡村建设的下半篇文章。

以浙江为例,自2003年展开“千万工程”以来,建成大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2017年,再一次推出“万村景区化”工程,把其中1000个乡村打造成了3A级标准的景区村庄;2021年,进一步提出打造1000个未来乡村,作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升级版。

连续二十余年巨额的财政投入,带给乡村的变化有目共睹:基础设施齐全了;环境卫生整洁了;村容村貌优美了。但建设美丽乡村并非最终目的。老百姓可能会为美丽乡村叫好,但长远来看,只有美丽而且富裕,才能真正获得老百姓的点赞。

因此,如何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给广大村民带来更加切实的收益,是我们政府难以回避的,必须思考的新命题。否则,我们建成的美丽乡村,很可能沦为“政绩工程”,会被老百姓骂“中看不中用”。

四问:浙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地,何以乡村品牌化又一次在浙江率先破题?

答:概括起来,浙江的乡村品牌化取决于“内外兼修”。所谓的“内”,指的是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以来,对个性化、特色化一直以来的追求;所谓“外”,指的是“千万工程”给浙江乡村面貌带来的改变,这一改变为乡村品牌化创造了条件。

2003年,浙江启动“千万工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求各地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把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观光休闲业与建设特色村庄结合起来。“经营村庄”是一种乡村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显著的消费者导向和营销理念。“经营村庄”意味着“乡村品牌化”。因此可以说,“经营村庄”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乡村品牌化”开始孕育。

2010年,浙江提出“美丽乡村”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大大加快了乡村品牌化的破土萌芽。涌现出一大批县域、乡镇、乡村品牌。尽管其构建的方法不够专业、系统,显得有些粗放、初级,但雏形已现。有的县域还构建起三个不同层级的品牌类型,如安吉的“优雅竹城、风情小镇、美丽乡村”。在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全面突破之后,2017年,浙江将重点从建设转向了经营,明确提出了向“美丽乡村”要“美丽经济”的口号。2017年起,“品牌化经营”的概念正式写进有关文件,强调要“突出品牌经营谋转型”,并将“品牌化经营”这一概念正式细化为评价细则。这意味着乡村品牌化在浙江真正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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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作为农民日报记者,您常年奔波在浙江乡村,对乡村的变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请问浙江近年来有关乡村品牌化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理念和实践?

答:首先是规划编制要求“个性化”。 “千万工程”启动之初,习近平就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根据村庄布局规划定位和不同村的区位条件、经济状况、人文底蕴,分层分类构建乡村规划体系。2018年,浙江推出“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形成共性与个性相和谐的“富春山居图”。

二是美丽乡村建设强调“标准化”。浙江制订发布了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和“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首次建立了280余项标准、法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标准体系。最近,“未来乡村建设导则”又在征求意见,估计不日即将颁布。“标准化”注重流程与管理的规范、清晰,确保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质量。

三是产业集聚体现“特色化”。2015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特色小镇的创建。至今已经批准三批114个功能定位清晰,产业特色鲜明的省级特色小镇。在农业载体设计上,无论是“两区”,还是“一区一镇”(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以及农家乐特色村,无不体现出对“特色”二字的不懈追求。

四是乡村文化保护谋求“差异化”。品牌塑造过程中,文脉植入不可或缺。正是意识到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浙江启动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共有七批304个重点村、1482个一般村被保护利用。尤其是 “农村文化礼堂”,让一个个乡村的文化内涵得以挖掘和利用,形成了每个村落之间重要的差异。

六问:当前,全国各地普遍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能否结合浙江的实践经验,给各地提出一些建议或者忠告?

答:作为中央媒体驻浙记者,我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浙江“千万工程”,每年都有重头报道,聚焦“千万工程”的变化。我越走越看越感觉到,我们一定要超前谋划,树立品牌先行的理念。没有进行品牌定位的建设往往是盲目的。

所谓品牌先行,指的是通过品牌策划,为乡村确立发展定位,为经营确定发展方向。通过品牌赋能,让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灵魂。

由于财力有限,当前,每个地方都在打造样板。其实这些样板村条件都比较好,具有开展经营、走向市场的可能。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的建设几乎都聚焦基础设施项目,偏重村容村貌的改善,而很少着眼长远、着眼运营。在所有的美丽乡村建设的盘子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品牌建设、市场运营、活动传播的内容。似乎美丽乡村建成了,就完成了任务,乡村就万事大吉、达到了终极目标。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刚刚拉开序幕,资金投入、工程改造刚刚开始,我们要借鉴浙江经验,一切从品牌出发,一切服从运营,把品牌运营理念前置,争取主动建设、创造性建设,达到“既中看又中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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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现在许多乡村建设规划中也有导示系统设计,请问这就是品牌吗?

答:我也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基本上的乡村建设规划中,都有道路指示系统方面的内容。但严格地讲,这不能算是品牌,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指路牌。

品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命名、口号、价值体系、符号体系、传播体系等构成,相互支撑、相互赋能。首先,它需要从村里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等优势出发,寻找差异,树立个性,明确定位,然后据此出发,形成一个完整的识别体系。它关系到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是统领全局的,是核心所在。而导示系统针对游客设定,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没有根据,没有出处,甚至与核心价值相背离,因此不可能与品牌划等号。

我也关注到,许多地方误将搞活动当作做品牌。其实,如果没有确立品牌的核心价值,没有科学的提取个性化差异,你做再多的活动传播,那也是图热闹,赢取的只是一个名头。活动传播的目的是什么,是传播乡村的核心价值,在核心价值缺失的情况下,你的节目如何配置,业态如何招商,装置如何设计,外立面如何改造,统统都将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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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乡村品牌化看来确实刻不容缓,现在各地也都在纷纷行动了起来,请问接下去应该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答:当前,各地确实已经意识到乡村品牌化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只是零敲碎打、不成系统,缺乏科学性,许多时候是拍脑门、凭感觉。因此我们建议一定要重视政策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设,要用政策和理论来进行规范推进。

首先要构建乡村品牌化理论体系。目前,工业、服务业领域的品牌化理论体系日渐成熟。而农业品牌化,尤其是乡村品牌化,属于全新的、空白的研究领域,几乎无人涉足。乡村品牌化的内涵、概念、范式、路径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厘清。只有政府高度重视,以课题的方式,将各方面力量整合在一起,共同展开研究,构建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才能避免浪费,受到成效。

其次要构建乡村品牌化的政策体系。乡村品牌化属于“自选动作”,面临的困难更大、也更具价值。如果没有从政策层面就资金的使用、考核、评价等作出规定,乡村品牌化很可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此外,乡村品牌化涉及农业农村政策、文化旅游 、宣传推广、营销策划等多方面业务,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如果没有在政策法规保障,必然导致在服务指导和管理上各敲各的锣,各走各的路,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法规体系的构建,明确建设资金中应包含一定比例的品牌化经营费用;明确乡村规划中应包含品牌规划的内容;明确乡村品牌化指导服务的职能设置;明确将乡村品牌化经营列入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等。社会层面,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加快专业培训,快速提高有关干部群众的品牌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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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前不久,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组建成立了乡村建设专委会,您本人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请问该平台是否将发力乡村品牌化,当前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就地方操作层面而言,推动乡村品牌化,当务之急应该做些什么?

答:农业农村部十分重视专委会的成立,多个司局的领导参加成立仪式并寄予厚望。我们将集聚各种社会力量,将平台打造成乡村建设的智库。当前,我们正在筹备制订“品牌乡村建设标准”,以引领乡村建设的方向。我们还将推动召开“乡建峰会”、举办“乡建博览会”。我们的乡村建设走过了新农村、美丽乡村、未来乡村三个阶段,接下来,要将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的品牌推向市场,走向“品牌乡村”新阶段。如果说,前几个阶段都以建设的投入为主,那么,这个阶段要追求的就是变现和产出,其建设的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要充分发挥专委会的作用,在引领品牌乡村发展中将专委会自身打造成一个品牌。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要依靠专业机构,编制系统、科学的品牌规划。乡村建设与发展中有多种规划引领,却唯独没有品牌规划指导,以致乡村品牌化进程看上去热闹非凡,实际往往不得其门而入。县乡一级缺乏统一面向市场的品牌,各个乡村自行其是;乡村品牌定位模糊,缺乏个性,千村一面,似曾相识;品牌营销和传播环节,往往把举办节庆活动作为唯一手段。凡此种种,不仅造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拉低了乡村品味,失去了乡村发展的目标动力,缩短了乡村的生命周期。

因此,我们必须强化乡村品牌顶层设计,在县、乡、村三级层面形成完善的品牌生态体系。通过既统一聚力又各具特色的“母子品牌”方式,给乡村发展进一步注入活力,为乡村实现品牌化经营提供解决方案。 十问:我们都知道,品牌的灵魂是文化。但文化包罗万象,而且看不见、摸不着。请问在利用乡村文化进行乡村品牌的创建上,您有什么观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答:每到一地我们都能发现,乡村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农耕文化、乡村手工艺、书画文化等,这是乡村的魂和根,是异常宝贵的,也是旅游的吸引物,因此,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先后出台了古建筑、小吃、民俗节庆的保护、利用、开发规划,对此值得充分肯定。

文化利用的关键,我觉得是要解决其国际化、时尚化、市场化问题。如何将死的、挂在墙上的、深藏在故纸堆中的文化解放出来,变成可流通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一个优秀的乡村品牌,必定是融合了更多的乡村文化内容,彰显出村民审美取向的。可以说,哪个品牌融合得更好,哪个品牌就更有价值,更能取得消费者的认同。

来源:农业品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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