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普洱茶精神传承保存了宝贵文化传统基因

       谷雨轻轻入万家,村村寨寨做新茶。一年一度的普洱茶节又在欢乐的锣鼓和昂扬的颂歌声中开幕了。往年此时,我不止一次在普洱敬拜茶神的大典上,被各族人民对祖先、对大自然的虔诚敬畏和由衷的真情所震撼;我也曾经在与茶节同时举行的论坛上,聆听来自各方的专家对发展茶产业和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以及永续发展等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世界危机的高明见解。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今年失去了再次与普洱乡亲欢会,从专家的宏论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的机会。
 
  但是,远隔数千公里,并没有阻断我对普洱,尤其是对普洱人民的思念。我在去年“第三届两岸四地茶文化高峰论坛”上说过茶之三事,其中有“茶文化于茶事发展进路中之定位”一节。如今在遥念普洱之时,觉得似乎还可以做些补充,谨叙如下,权当祝贺之词。
 
  茶,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只与贸易和消费相连,而对于普洱人,则茶既是生存之所需,也是信仰之所寄。对于茶,普洱人有着约400年前“耶稣会”的利玛窦、罗明坚或20世纪初的弗雷德里克·奥尼尔等传教士对上帝和弥赛亚的信仰和期盼那样的虔诚。这种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内在精神,为“现代”保存了宝贵的的文化传统基因,有了这些基因,社会才有了可以让被物欲包围、视传统为垃圾、一味沉浸于享乐中的人们吸进一缕清新空气,清爽一下头脑。这正如印度学者比亚特·K·特里巴蒂在论述印度少数族裔山塔尔人的神话时所说的,“神话传达了意识的根基:它们阐明了情结的结构,它们构成了种族无意识,它们是经验的基本结构,也是认识的本初结点。”概括言之,包括神话在内的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化成了信仰,这种信仰虽然长期被一些人贬称为“原始宗教”,但是却经得起“他者”猛烈而持久的侵袭。就像特里巴蒂观察到的,山塔尔人作为一个被殖民的社会群体,“与印度-雅利安人一起生活了2000多年,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印度-亚利安的创世神话所殖民。”(《论文化帝国主义》)当我们漫步于普洱郁郁苍苍、活活泼泼的山寨中时,作为长期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不能不钦佩各族人民对初始信仰的坚守和传承,并且意识到,所有“外来人”都应该谦逊地向他们学习。
 
  茶,从植物学角度看,是无数乔木科、属中的一种,而按照历史学的思维想下去,就会看到它比许多树木荷载了更多的千年叙事。从经过茶马古道、丝绸之路走向他国异乡,到树种、幼苗和栽培技术被“文明的”殖民帝国“机智地”既盗且骗而去,其中包含着多少正义与邪恶、激愤与欢乐、悲哀与离合的故事!如今不止一处的“古道”遗迹依然清晰可见,宏观地来看这一事实,说明普洱以及云南其他类似的地方对于祖先看似“落后”的智慧不但没有被“祛魅”(借用马科斯·韦伯的术语),却成了千年经验的标记和佐证,因而是21世纪的创举——“一带一路”灵感的源泉。
 
  仅从上述两点而言,我认为已经可以说明,“茶”,又“非茶”,其在采摘、加工、流转、冲泡、啜饮过程中都在重复着、强化着、弘扬着潜存于挺拔的古树和小小叶片中的优秀文化。我们研究茶及其价值时岂能忽略这些在地球上已经难得一见的民族瑰宝?
 
  今之所述是否得当?再次向各位请教。
 
  祝茶节和论坛圆满成功!
 
  许嘉璐
 
  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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