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德拉波特以纯写实手法记录的古普洱府城
公元1887年，距离普洱设府158年后，这个滇南坝子里交织着旖旎风光和繁荣商贸的人情风物，被沿湄公河远道而来的法国海军军官路易·德拉波特以纯写实手法记录于自己的画作中。而今，后人只能通过数张源自清朝的古老画卷，来探寻普洱府城盛极一时的荣光背后，究竟还藏有什么未解之谜。
偏居滇南一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缘何建造极具中原风格的府城？这座壮美城池的设计者，是史载中不留踪迹的江西传奇风水师李莫夺还是另有其人？尽管从德拉波特的作品中不难窥见当地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象，但上述的谜团，却无法通过泛黄的画卷逐一破解。
1兴盛始于吴三桂南下？
自公元1735年，经兵部议准被增设为普洱府附廓以来，宁洱县即成为受普洱府直接管理的核心地带。而今经过更名的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其地理范畴正是根据历史上普洱府宁洱县地域为基础而界定。尽管这块丰饶的土地自古以来都坐拥极其重要的边塞战略地位，但部分当地历史研究者认为，普洱府的兴盛，随着吴三桂落脚云南便开始初现端倪。
清朝初年，背负叛徒之名又不受清政府信任的吴三桂腹背受敌，最终在尴尬处境下作出移兵云南的重要战略部署。为管理好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西南边陲要塞，吴三桂着手在行政区划管理上进行调整，将今普洱、临沧及西双版纳一带之十三版纳编归元江府管理。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马帮运输为主的商品流通逐渐扩大。
借助马帮运输疏通的交通要道，该地成为连接普洱和中原、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神经枢纽。经大理、景东、镇沅、景谷深入普洱坝子的藏族马帮，通过沿途出售藏马、毛皮、藏药和收购茶叶，在经年累月中打造出一片范围相对固定的贸易地带。另一条中原经昆明到元江深入普洱的官商道，在向普洱源源不断地输送中原文化的同时，也承担起货物交易的重任。随着瓷器和丝绸等名贵商品流入普洱，产自当地的普洱贡茶也从这里走向京城，声名远播。从普洱到江城再到越南江莱的商道，则加速了普洱与沿海地区的连接。
依仗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产自东南亚的玉石、象牙、草果和舶来的洋锭等商品，通过思茅（今普洱市）到勐海至缅甸景栋出泰国的马帮路线进入普洱集市。彼时，大胆的商人们陆续在普洱周围开办起盐矿、银厂和铜矿。云南总督贝诺和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办厂热潮，在距离普洱城西北方向10余里的白龙场，他派人开设了属于自己的铜矿。
此时的普洱城，不仅会集国内中原和沿海的商客马帮，还吸引了南亚各国的商人和欧洲传教士、探险家，纷纷沿湄公河前来。由此带来的中原文化和世界文化在此交融渗透，让普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至此，普洱茶马古道中心和商品贸易中心已经自然形成。
照此看来，为普洱府设立奠基的功臣就是吴三桂吗？至少，以周庆明为代表的普洱府城历史研究学者深信，真正促使普洱设府进入清朝议事日程的幕后推手，实际上应该是大胆推行“改土归流”管理模式的清朝风云人物鄂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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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制改革催生普洱府城？
地处滇南腹地的普洱，古今皆为沟通云南边疆与内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走廊。历史上，统治者们选择普洱为治所，主要都是依据其战略地位来考虑。
抛开军事重要性，普洱坝子自古水源丰沛，让它成为了孕育优渥物产再适宜不过的沃土。史上普洱的雏形，源于普洱坝子最北端的凤凰山脚。由北往南流淌的东洱河、西洱河、金鸡河、温泉河和虾洞河温柔淌过这块平坝，为当地人留下了一个名为“水湾寨”的秀丽村寨。
唐朝乾符六年（公元879年），水湾寨正式取名“步日”，设治“步日睑”。作为南诏大理国辖地“三郡十睑”的“十睑”之一，由大理国负责派兵镇守，建成历史上的奉逸城。至元朝二十五年（公元1278年），普洱设甸制，并改名为“普日”，全称为“普日思么甸司”。受中原汉文化影响，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284年）以哈尼族“水湾寨”发音直译的“普耳”定为地名。
不过，此番由“普日”更名为“普耳”并非一锤定音。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中，首次用“普洱”二字作为当地名称，之后，官方文件材料一直沿用，开启了以“普洱”为符号的时代篇章。
清朝雍正初年，名扬清史的风云人物鄂尔泰赴云贵广西任总督。这个西林觉罗氏后裔的到来，最终为普洱府设治翻开划时代的崭新一页。在此之前，迤南一带十三版纳各种少数民族杂居，且大部分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由于部落之间固守，各据一地而互不隶属的传统，令行政管理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
过去，各版纳的土司和各族头人由朝廷任命过的孟连宣抚司统一管理，并向宣抚司署纳贡，再由宣抚司统一向朝廷进贡。但此时部落间已是各自为政，闹矛盾争地盘之事时有发生。想要稳定南疆之地，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能有效约束边地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体系，这便是“改土归流”的发端。
或世袭或自立为王的土官们显然不会束手就擒，这决定了“改土归流”不可能实现一步到位。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地方，最后达到直接流官管理的模式当时尚在试行，并不成熟。鄂尔泰通过不断观察和摸索，认定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随即上奏朝廷加快推行这一体制改革，试图通过把流官往前移，便于清政府中央更有效地对边疆地域进行管辖。
而普洱此时在十三版纳中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业已凸显，民众对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并不特别排斥，推行流官管理的时机已酝酿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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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城者是江西人李莫夺？
最终，一封发自西南边陲的奏章彻底改变了普洱的命运。而随着这座城池一起被卷入时代洪流的，自然是正式启奏清廷，提出将云南省元江府所辖之地普洱地区增设为普洱府请求的鄂尔泰。这封奏章在铸就普洱辉煌历史的同时，也令果断推行边疆“改土归流”的鄂尔泰备受雍正帝重视，从而成就其在雍正王朝中的重臣地位。
收到来自鄂尔泰的奏章后，清政府及时议复此事。并于雍正七年闰七丁酉（公元1729年9月17日）批准设立普洱府，普洱府兼摄宁洱县事。到了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公元1735年11月22日），普洱府又申报大清朝廷，请求设立宁洱县。后经兵部议准，增设宁洱县为普洱府附廓。
根据周庆明的讲述，在设府请求获批之后，修筑城墙和设立府衙，成为确保府城安全防务及开展行政事务的根基。事实上，普洱城墙在设府前已经形成。相传，当普洱还被称作“水湾寨”的时候，就利用竹土围寨抵御野兽侵袭。在南诏大理国将此地设治为“步日睑”后，围栏被逐段拆除并兴建土墙。此后，普洱城墙一直没有停止过加固和修缮。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多发，元江府在正式调兵驻防普洱期间，通过加高、加宽、加固等手段改进城墙，使之具备了完善的防御功能。
普洱议准设府后，云南巡抚张允随为尽快建立与普洱府相适应的城防，遂请示清政府中央将普洱府城墙全面整修改造为砖墙结构，但仅获准将土墙外墙改为砖墙的回复。收到清政府同意改造城墙的批示后，普洱府首任知府佟世荫着手推行城墙和城门的修筑。
尽管身为清政府指派赴滇的官员，佟世荫邀请一位具有中原背景的人士主持修建工作并不意外，但这位从江西千里迢迢而来的风水师李莫夺，日后却成为和普洱府城一起流传至今的另一个传奇。“在普洱府仅存的两部府志中，从没有只字片语提到李莫夺就是府城的建设者。当然，史料中也没有明确阐述，究竟是谁建造了这座被打上鲜明中原文化烙印的城池。”周庆明认为，正史的语焉不详或许为后世的疑惑和分歧留下了口实。但由于普洱设府迄今不足三百年历史，根据普洱府城一带居民的口口相传，以及莫夺山下村庄内被认定为李家遗留的18口石头水缸，似乎都指向李莫夺正是那个神秘的建城者。
但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佟世荫要按照中原模式修筑普洱府城的决心。在李莫夺的全面主持下，普洱府城从规划到质量，从组织到施工都有一个规范和系统的要求部署，启动了贯彻全新理念的城池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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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西城门为何兴建“小月城”？
与古时每一座城池的修建原则无异，普洱府城也是依照当地风水作为选建标准的。相传，李莫夺圈定的府城范围背靠北门山（因此山远观如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后一直被当地人惯称为“凤凰山”）。来自民间的传说进一步暗示建城出师不利，皆因李莫夺在修建了三座城门后，便停工不愿继续修筑第四座城门。
关于停工引发的争议，李莫夺本人对此的说辞是，自己命相上只能修三座城门，不能修南门。否则他“会折阳寿”，将克死于城内。另一种说法则偏向于相信，由于南门属火，修建南门会令李莫夺双目失明，故而停止施工。难道当真是深谙风水学的李莫夺为自己算出此劫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际情况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由于被府衙拖欠工钱，这一怪招其实是李莫夺想出的“追讨工钱”的借口。周庆明和同为史学研究者的王兴康一致认为，从清政府仅同意将土墙外墙改为砖墙的回复中不难看出，建城经费相当拮据。故此，府衙拖欠李莫夺工钱一事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为了让李莫夺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府城建造，普洱知府同意将位于现宁洱县城西南方向莫夺山周围三条河流汇总前灌溉到的水田划归李莫夺，以田租抵换部分建城款项，最终才使李莫夺将普洱城门修完。完工后，为了方便对租田的管理，李莫夺把家安在了三条河中间的山上，人们据此把这座山称为莫夺山。
普洱府城内，在李莫夺巧思下修葺一新的四座城门拥有了各自的名讳。东城门叫朝阳门，西城门叫宣威门，北城门叫拱极门，南城门叫怀远门。但当地人对南城门的名称始终耿耿于怀，认为“怀远”有“怀孕”之音，寓意不雅。至公元1866年，巡道张同寿亲自将南门更名为“昭文门”，总算是解决了关于城门的一大争端。
即便如此，普洱府城的城门设计概念依然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猜想。从普洱府城平面图上看，东西城门外围分别再建了一个小围城，称为“小月城”。东门小月城门取名为迎恩门，西门小月城门则是绥安门。如此一来，东西城门便同时拥有了两个城门和两个城名。
有意思的是，两座小月城的城门均是朝南北方向而非东西方向开设。这难道是建城者有意为之？对此，周庆明根据自己的考证，在其所著的《普洱茶源——宁洱》一书中予以解答。在他看来，备受古人推崇的建筑风水中，南来北往寓意繁荣昌盛，而东奔西跑则代表着劳苦奔波。“也许，先人只是为了取一个好兆头，而选择修建如今看上去多此一举的小月城。”周庆明的推断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迄今依然无人能够真正解开小月城修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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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洱府衙为何背靠凤凰山？
史书中记载，普洱府城周长三里九分三厘（1081.55米），中间厚7.32尺（2.44米）。其中，城墙底宽3.5米，顶宽2米，齿状城垛（古称雉堞）高二丈二尺（7.33米），拦马墙高三尺（1米）。4个城门楼弧形门道深度为一丈九尺八寸（6米余），门上有阳雕魏碑体门名，门洞上建造城楼，城楼为砖木结构二层。每楼（城墙以上）高三丈余（10.17米），加城墙部分高17.5米。
贯穿普洱府城的主街凤新街因北接凤凰山、南通新民街而得名。以凤新街为轴心，普洱府城被分为东西两半，远看犹如一只远飞的凤凰口衔一本翻开的大书。也因此，普洱府城有着“丹凤衔书”之美誉。但实际上，普洱府城南北城门并没有按常规垂直相对。
进南城门沿凤新街一路向北，路的尽头正对着关帝庙（武庙）威严肃穆的大门。凤新街在此顺势朝西拐了个弯，以一个优雅的弧形绕开武庙通往北门。“武庙正对主街，彰显出主政者威慑全城之意。”周庆明的观点得到了王兴康的认同。在走访城中老人时，流传最多的说法是，由于北门不时悬挂犯人的首级示众，因此民众出行时大多刻意避开此处。
不仅只有偏西修建的北城门凸显出与众不同之处。普洱府城没有护城河，城门也没有与地面平行，而是高于地面修有台阶。每个城门的台阶都按“出三进四”的原则修建，即走出城门台阶是三步，进入城内的台阶为四步。“这个比较好理解，按道家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可见世间万物，入可纳四方财宝。”周庆明作出如上解释。而建城者“纳四方财宝”的雄心还可以从细节处得以窥见，出南城门到新民街脚，矗立着一个充满云南民居风格的大照壁，其寓意正是挡住财源。
沿北城门靠东的第一条巷道进入，途经“武庙”、“文昌宫”、“普洱府城隍庙”（按道家阴阳说，建府、建县必建与其相对应的府城隍庙，因此，普洱府城内有府、县两个城隍庙）和“马王庙”后，出现在最东边的便是普洱府衙。再往南过巷道坐落着宁洱县衙，府、县衙自南朝北建在一条中轴线上。
佟世荫和李莫夺将府衙选址于此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从地势看，普洱府衙是普洱府城内的最高点。在当初进行考证时，周庆明一度产生质疑，普洱府衙为何选择背靠凤凰山而非外观更加巍峨的普洱山？“通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凤凰山山脉延伸较长，直通无量山。而普洱山不仅山脉短，中段还有分割。”他由此确信，普洱府衙的选址标准依然紧扣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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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西人曾活跃于普洱军、政、商界？
历经百年风云的普洱府，不断涌现出优秀文人。在史载中，以知府牛稔文、郑绍谦，知县单乾元最为突出。《纪晓岚传记》证实，牛稔文与清朝大文豪纪晓岚是表兄弟。在任职普洱府期间，这位知府留下大量中原风格的精彩诗文，或录入府志或刻入石碑。而郑绍谦的写景诗文同样了得，大多被《普洱府志》收录。后来，这三人并称为普洱府“文坛三杰”。
无法否认的是，伴随着普洱府设立，当地的社会发展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鼎盛繁荣。清《高宗实录》载述，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正月，总督杨应琚视察普洱军队后，设迤南道于普洱，派道台驻守。普洱设府37年后，又增设迤南道（普洱道），辖元江、临安、镇沅和普洱四府。从云南巡抚鄂宁奏章中可以看出，普洱府城内有普洱道署、普洱府、宁洱县衙、总兵驻军等行政、军事机构，并借此在历史发展中树立起滇南政治中心的形象。而普洱道所辖的区划管理达到最顶峰，几乎占到滇省一半。不仅如此，《普洱府志》中也有“普洱府知府领三品衔，普洱道道台领二品衔，赏顶戴花翎”的描述。因二、三品官员通常被授予朝廷的封疆大吏，由此可见当时普洱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
如今，尽管难以通过追寻古迹在宁洱县城内找到普洱府盛极一时的恢宏气势，但从仅存的江西会馆和抚州会馆遗址上，周庆明结合史料分析，推断出江西人当年在普洱府无可比拟的显赫地位。彼时，有成就的江西先人在普洱府被尊称为“江右人”。而江西会馆内，还保存着6块乾隆年间刻下的“南昌府、建昌府、吉府”灯油碑，碑上写有600余个“江右人”的名字，在当地所捐献银两约1000两。
根据《普洱府志》记载，“清代置普洱府后，从军从政从商从艺而到普洱落籍的外省外县人渐增……县内江西籍人最多。”在全国13个设于普洱府的省级会馆中，江西会馆不仅规模称雄，还下设抚州会馆、吉安会馆、景德会馆等州级会馆。
商贾之外，纵览普洱府政界、军界，也不乏江西人活跃其中的身影。在普洱府仅存的两部府志中，最早一部是道光三十年由李熙龄编撰的《普洱府志》，而李熙龄即为江西南城人，咸丰元年任普洱知府。同样来自江西的将领高廷桂和肖从刀，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带兵征战普洱的踪迹。
尽管没能在这部由江西老乡编撰的府志中留下姓名，但周庆明据此大胆推断，“江西人自古在普洱地域的活动轨迹，恰恰是普洱府城由李莫夺建造最为有利的旁证”。
生活新报记者唐娜/文马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