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遗址 李国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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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从6月初到12月底，历时160余天，一位28岁的年轻学者孙明经，带着数十位学界名流开列的课题，从雅安出发，肩扛电影摄影机，手握照相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上万余里，几经生死，完成了一次用影像和照片考察的“茶马贾道”（茶马古道）科学考察课题。这是一次向藏汉等多民族文化交流、向伟大远征古道的致敬之作。
孙明经何人?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说：“孙明经老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国电影摄影学首位博士生导师、孙明经的弟子沙占祥教授说：“他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
1939年孙明经所记录的历史画面中，西康人背上的货物有大米、木炭、矿石，但背得最多的还是茶叶。茶叶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远不如米和煤重要，为什么偏偏是茶叶，驱动了无数背夫经年累月的负重远行？
在孙明经的视野中，茶无疑是藏民生活里极其重要的部分，对生活在寒冷高原上的藏民来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高原缺少蔬菜水果，以肉食为主的藏民必须通过天天饮用大量碱性极高的酥油茶，来中和体内的酸碱度。这已成为一个传统习俗。
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边茶从雅安启运，人力背运至打箭炉要用三四十天时间；从打箭炉西运到青海以北需一年半或两年,而到拉萨集散地则需两年半或三年。
为何要用如此长的时间？孙明经经过考察得知其原因：用牦牛驮运是“边牧边运”，即一边放牧一边运输；打箭炉以西地处高原，有的地方九十月就开始下雪封山，要到第二年初夏才能再次上路，一年中能用于运输的时间非常有限；因包装藏茶要耗用大量牦牛皮，必须宰杀大量牦牛，因此牦牛在运茶途中必须完成繁殖，经历“交配季节”和“产仔季节”；打箭炉以西的河流少桥，牦牛群须在枯水期渡河。
孙明经还向经营雅安边茶的茶商请教：“为何雅安至打箭炉这一路上，不用马匹运输而用人力背运?”
得到的回答是：“在平路上一匹马可驮12条茶，从雅安到打箭炉的路很不好走，一匹马最多驮2条茶，比不过人。这条路上，一个男背夫最少可以背12条茶，多的可以背20条，女背夫少的可以背7条，多的可以背10条,一般背8条。用马驮茶还要马夫照看马匹。”一条边茶重16斤，20条边茶重320斤。古道上马儿不胜其重，背夫们却可为之。雅安边茶背运到打箭炉后，易名“藏茶”。
雅安以西，有五大横断山脉和六大激流。雅安至打箭炉间的道路，“翻高山越激流,再翻高山再越激流”。孙明经在考察团中参加的是地理组。考察途中遇到了兵匪，很多人打退堂鼓折返了，但他义无反顾地坚持考察，拍摄记录了大量珍贵图片和文献资料。
飞仙关茶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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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边茶，作为文成公主随嫁礼品传入西藏后，很快成为藏族同胞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为了传递茶叶，自唐代以来，从四川到西藏拉萨，便有了这条历史上形成最早、里程最长、路途最险的茶马古道之一。
1995年版《雅安县志》载：宋熙宁七年（1074），皇帝下诏，在雅安多地设茶马司。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诏令“其雅州名山茶，今专用博马”。《明史·茶法》载：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即藏茶、边茶，天全即今雅安天全县，是个很大的茶叶生产地和交易市场。《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批准在打箭炉开市“蕃人市茶贸易”，大行茶马交易，雅安边茶从此改到打箭炉交易。
清代中叶，雅安的茶号已经发展到80余家，有些茶号规模很大。职员中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有严格的升迁制度和工资制度，各种管理措施严密。那些年代，商人为了牟取厚利，千方百计控制货源，抬高售价。于是，本来不算贵重的边茶，到了藏区便身价百倍，不少劳苦大众无力购买，有的人只能拾取富人熬茶后丢弃的梗渣，即所谓“吃三道茶”。
雅安作为茶马贸易的中心，又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茶马互市”的政策法令，大多以雅安首发。
《明史·食货志》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年份，天全县碉门茶马司又改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
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强调：“边茶为汉藏贸易的中心，亦为汉藏经济联系之纽带。历代中朝政府均以此招致边民，促其内向。”又称“乃至近年，茶于康藏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康藏两地，无论政治，军事均不能有直接联系……故茶非但为局部普通商品，且与国家社会有整个联系。”把茶叶经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刘文辉执政西康后，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首先想到的就是边茶，他控制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公司，以边防开支浩大为名，拒不向国民党财政部上缴茶税，而公司第一年的产量就达到40万包，约合140万银圆。
20世纪50年代中期，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建成通车，延续了数百年的大路、小路及背夫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交通所代替。
名山区保留着全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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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名山区新店镇，有一座宋代修建的茶马司遗址。这也是全国唯一留下的茶马司遗址。这座修建于宋熙宁七年（1074）的四合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管茶马贸易的行政机构，其职责在于“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1995年版《名山县志》载，茶马司建立3年之后，曾经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在元丰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诏书，“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立为永法”。
从此，以雅安为制造中心的南路边茶，在雪域高原声名远播，在川藏茶马交易的鼎盛时期，曾经“岁运名山茶二万驮”，而名山茶马司接待的通商队伍人数一天竟多达2000余人，盛况可见一斑。
雅安边茶的繁荣，造就了百年不衰的商业神话。一代代商人因经营南路边茶而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巨富。
专业生产边茶的作坊又称“茶号”。从明代二三十家，到清代发展到七八十家，成为雅安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民族工商业。其中像义兴隆、天增公、孚和、永昌、姜家等几家大茶号都是经营了数百年的老店。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今天，雅安雨城区生产的雅安藏茶，更是占到了藏区茶叶总销量的80%以上。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雅安藏茶”也与“蒙顶山茶”一样，成为雅安茶产业的两张名片之一。
千百年来，汉人的茶，藏区的马，在南来北往的交流中渐渐融合成了茶马古道一条路。有了茶，有了马，被汗水血泪浸染，也算是有了生命。
那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华章。时至今日，茶草香气散尽，驼铃声西行远去，虽清脆不再，万古也常青。
（来源：北纬网；注：8月13日，作者在考察青藏茶马古道时，突发疾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