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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古代的传播简史

昆仑说茶 昆仑说茶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茶源,在茶业的发展上对人类的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这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且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的一种灿烂辉煌的茶文化,以及逐步地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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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茶在中国古代的是如何传播的呢?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故事?本期昆仑说茶我们就来聊一聊…

清代的儒学家顾炎武曾说过:“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当时就是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的说法,这也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


这一说法,现在也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巴蜀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的时间,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将茶列为贡品。

关于巴蜀茶业的发展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一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这两句所见证。

前一句反映在当时的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则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形成商品化,出现了像“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在西汉时,成都不但形成了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很可能也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依然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到了秦汉时,中国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发展。首先是向东部、南部地区传播,比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一个县,因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与江西、广东边界相临近,这就说明了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到了三国、西晋阶段,随着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逐渐发展,且也由于着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比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者是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便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在这一地区,也是我们国家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西晋,长江的中游茶业的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证明。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这说明了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从前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的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了我国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到了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的崇茶之风非常的盛行,这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的推进。

这一时期,我国东南区域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这也,如《桐君录》中所记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

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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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后期,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


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


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就是集中体现。

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十之七八。

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茶业的重心。

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长江一带早春气温较低,茶树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

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

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茶区基本稳定,茶业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演变。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贡茶的种类也从福建的建安茶转变到了云南的普洱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的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和传播。

清代,因为贡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清政府对六大茶山的管理及发展茶叶生产措施的加强,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该地在清代中期已年产干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

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马古道驼铃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


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


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这是见诸史料对六大茶山及普洱采摘和贸易时的盛况的记载。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公元1821~1875),普洱茶的产销更是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国内每年都有上千名藏族商队到此买茶。


印度、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穿梭于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帮之声,终年不绝于耳,远销号称十万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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