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制夷”这一理念是中原王朝从唐、宋开始的一贯主张，到了明代得到了充分地发挥。清代无非是继承这种治国思潮而已，凡事都有痕迹可循。
明代的“以茶制夷”观念，可以说是从头至尾都得到了落实。明太祖朱元璋对蜀王朱椿时说：“国榷茶而本资易马。边吏失讥而私贩离境，但易红缨之杂，使著民坐收其利，而入国人寡矣，是故制戎狄乎？”其含义非常明确：国家独占茶叶的目的就是为了以茶叶换取战马。如今边关涣散，私茶离境，取吾人有用之物，换一些没用之物，任他人尽其利，自己却受其害，这样怎能体现“以制戎狄”？
为此他对茶叶实行金牌制度，终于形成“茶贵马贱”，将利益与控制权牢牢地控制于己。
一切源于“废团改散”
元代之前，宋朝茶文化就已北传，“行茶”成为辽国重要仪式。辽虽是契丹人所建，但常以“学唐比宋”自勉，宋朝风尚很快传入辽地，唐宋行“茶马互市”使边疆民族更以茶为贵。发现于河北宣化的辽墓点茶图壁画，描绘的就是宋朝流行的点茶器具及点茶法。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出土的辽墓壁画《备茶图》
茶可止渴、消食，适合以肉食为主的蒙古人。蒙古在唐时就已茶马互市，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爱茶更甚，但饮茶方式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喜爱在茶中加入酥油及其他特殊作料的调味茶，如兰膏、酥签等茶饮。
元代，未经文化洗礼的异族文士，秉性朴实无华，崇尚自然简朴，品茶转用叶茶，唐宋流传的团饼茶逐渐式微，芽叶茶转为主流。饮茶方法由精致华丽，回归自然简朴，只是此时芽叶茶（散茶）大多碾成末茶瀹饮，这又是宋代点茶法的遗风。这一时期也是团饼茶转变为散茶的重要历史时期。
“贡茶制度”的建立，是“茶盛于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由唐宋延续下来的朝廷用茶，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对茶农们造成了一定的剥削。
明太祖 朱元璋晚年半身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朱元璋下令停止龙凤团茶的制作，“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这道“圣旨”咋看不过是更改了宫廷用茶的行制，但实际上确是中国茶叶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道“圣旨”。影响极其深远。
北宋盛行的团饼茶素有“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说法。朱元璋少时贫穷，深知百姓疾苦，而这种龙团凤饼制茶方式的延续，只会让饮茶之风离普通百姓愈来愈远。因此，他下决心取缔这种制茶模式，改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散形茶”，使普天之下的臣子百姓都能享用茶饮。
自此，两宋时的斗茶之风在明代消失，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代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清正、 袭人的茶香，甘洌、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让人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从此冲泡更简便的廉价茶叶进入千家万户，茶文化迅速普及。
这个政令对中国茶叶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税收。茶税是中央政府的重税之一，是重要的财政来源。茶税在我们历史上征了1000多年，从唐代开始征，一直到1953年，中央政府才停止征茶税，这期间从未间断，可见茶叶对中央财政的支持作用。废团改散后喝茶人的增加，自然而然种茶、制茶、贩茶的也多了，那么茶税的收入自然也就上去了。这也可以看成朱元璋改革经济的一个手段。
茶马互市为稳定边疆建立庞大的骑兵提供了保障
“茶马互市”是以内地的茶叶同西藏地区的马匹进行交换的经济活动。藏族以及蒙古族人民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他们从事畜牧业，肉食较多，茶叶则能帮助消化。茶是长期吃牛羊乳酪类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食品。
所以，唐宋以来，就开始推行这种茶马互易的经济活动了，其中明代“茶马互市”是最发达的。包括官茶、私茶等，均用于换马，但官茶也不时用于取代征税额。
唐朝开元时期，吐蕃王朝遣使入京面见君主，期望能推行“茶马互市”制度。当时只是为双方的沟通而沟通，并无政治目的等等。而所谓的“互市”只局限于官员贡使间，容易获得的茶也只为吐蕃贵族所享用，每一笔交易都不局限于“茶”和“马”。有时候会利用其他需要的东西相互进行交易，这就是“茶马互市”初期，并没有制定出一些规章制度。
明代在继承前朝基础上，对于“茶马互市”有严格规定，十分清晰地反映了以茶制夷之意。明代茶叶有贡茶，官茶和商茶三大类。从字面上看，贡茶专为皇室所用，官茶和商茶则为赏赐和交易之用。“茶马互市”所用茶叶的主产地在四川和陕西，需运往西宁，中间路途较远。
为此，特设巡察御史一职，对“茶马互市”交易环节进行监督。明代易茶交易环节政治色彩较浓，常受官府规制，与双边贸易等价交换原则不符。在这一交易过程中官府一直占据着支配与垄断地位。
很显然这种贸易活动中，明王朝是主导方也是得利方。以草木之叶换取优良战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往来。
明王朝严把商茶关，所谓商茶就是指中央政府核发的营业执照即“茶引”。专门经营茶叶的客商。“茶引”是专门机构颁发的，如不按有关规定实施就会遭到重罚。
还有更严厉的差发马赋制度，即金牌差马，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赋税行为。明政府会将一种金牌信符分发给各西番部落（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分布的藏区）。这种金牌有点类似于古代兵符，一半明政府保留、一半西番保留。
明政府官员可以凭金牌信符到藏区进行茶马贸易，在交易的过程中，若藏民不同意交换，则按大明法律处死，这便是差发马赋制度的强制性。
发马赋制度实施以后，明朝官方茶马贸易从本质上讲已算不上交易，而只是赋税义务，明政府虽也给茶以酬劳，但是很明显这一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
宋朝时，茶马互市，市面均价200斤茶，可交换良马1匹。而在明朝官方茶马时期，战马最多只能值120斤上限，不到百斤才是正常情况。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感受当时茶马贸易的一些情况。1389年仅天全六番和碉门茶课司一地就存茶约250万斤。1398年明政府用50万斤茶换了13518匹马。在洪武末年，80斤茶可以换一匹上等马，60斤茶能够换一匹中等马，40斤茶交换一匹下等马。
自明朝推行差发马赋制度以来，就有了大批优良战马的来源，这对当时国家的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这种既有一半贸易又有一半赋税的经济活动也只盛行于明朝初期一时。永乐以后，随着茶马走私的日益兴盛,藏区不愿按照官定比价去换取茶斤,转而直接向走私茶商进行交易，因而导致了私贩商帮的异常活跃。茶马互市逐渐转向民间交易。
明朝末期，“茶马互市”贸易虽然逐渐走向了衰败，但是不可否认，“茶马互市”的出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互动往来，尤其是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中央与地方民族的联系。另外，“茶马互市”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明王朝强盛时期完全垄断下的“茶马互市”，对明代的经济和军事都有深远的影响。明前期边疆巩固和开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根本原因是明朝确立了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其中茶马互市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王朝牢牢抓住了经济杠杆——“茶叶”。茶虽为“草木的根本”，然胜过千万兵甲。
解缙的理想版图有多大？
朱棣时代着名学者解缙有一段著名的话。他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中讲述了一片由茶叶构成的文化疆域，明代在河州设陕西都司、茶马司、“控西夷千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四川、南至南海”。它并非明廷真正掌握的领土，而是对茶传播所设想出来的疆域。而朱元璋治边策略则是试图以茶开拓西方，稳定边疆。
解缙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们认为番人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就像酒醴之于中国人。由于茶马贸易的影响，不少夷人亦开始向中国取经，并产生向慕之心，则茶之功能可见一斑。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笃敬河州固唐虞之三代”的作用。
解缙的设想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提前之上：第一，茶叶必须由明廷（中原）供给；其二，夷番须嗜茶。这样茶就以媒介的形式带来观念上的转变。
伴随着茶叶的流传，华夏和番夷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人们交往。经由贸易，文化等的浸润，终于从心理上和物质上取得西进的身份，中心亦随茶叶进行空间转移，并最终形成看不见的茶叶疆域和茶叶贸易圈。
以茶叶贸易为重要载体的朝贡贸易圈促进了亚洲经济圈形成
明朝嘉靖时期，官府已把“以茶制夷”政策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材有一番高论：“盖西有藩篱而不切诸番、诸番食而不切我茶也。得而生而不得而亡，所以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劳。禁之令彼惧，酬之以彼慕。故制番人死命，壮汉藩湾，破匈奴右臂。其系诚重与人者，非可寻常处。故时通行茶法，且无阻患。”
明代西北以至西南游牧民族与华夏之茶结下不解之缘，政界与知识界对此早有共识。在他们看来，只要掌握了茶，便掌握了人和疆土，茶走到哪里都成了中原文化的领土。
嘉靖不愿为后蒙政权俺答汗开设茶马互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蒙古人一掌握茶叶便与藏族等游牧民族结盟，“以茶制夷”政策便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图》（1389年），明初继承蒙元的天下观，此图涵盖了亚欧非三大洲。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拒绝同那些外夷进行贸易是由于本身存在朝贡贸易圈，无需经过他国便可实现良好的贸易循环，而并非费正清等人所言“西方影响导致了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化”。
在这一贸易圈中，既有朝鲜，越南，泰国等常规附属国，又有俄罗斯，日本等只对中国具有朝贡关系却又独立国家。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出现危机并最终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变。朝贡贸易圈被后世经济学家称为“亚洲经济圈”。只不过传统的研究比较注重它的礼仪与政治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