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众多文人雅士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茶，其中“唐宋八大家”最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自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蒙顶山茶延续1169年都是贡茶，可谓独一无二，文人墨客更是对其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留下不少茶诗佳作。“唐宋八大家”均写过茶诗，翻阅相关资料，我们在韩愈、柳宗元、曾巩“三大家”的茶诗中，没有发现蒙顶山茶的踪迹，而其他“五大家”均与蒙顶山茶有交集，他们或到过蒙顶山品过蒙顶山茶，或在其诗文中写蒙顶山茶，对传播蒙顶山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一、欧阳修与蒙顶山茶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散文、诗、词、文学理论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政治上负有盛名，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累赠太师、楚国公。由于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五人均出自其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宋代名相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曾得到过他的激赏和推荐。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他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六一词》《六一诗话》《毛诗本义》《新五代史》《归田录》等传世。代表作有：《醉翁亭记》等。
欧阳修是名副其实的“醉翁”，同时也是造诣精深的“茶人”，茶在其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心灵的调适剂和诗歌创作的题材。酒之浓烈张扬与茶之平淡冷静，体现着他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身心状况与精神面貌，早年爱酒过茶到晚年转而向茶,流露出他独特的处世心态与人生风度。
欧阳修与同时代的范仲淹、蔡襄、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名人一样，都是品茶高手。宋代茶风盛行，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无不讲究品茶之道，欧阳修也不例外。他精通茶道，留下了很多咏茶的诗文，还为蔡襄的《茶录》作了后序；在那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先声的二卷《归田录》里，也有数则谈到茶事；并有专门论说煎茶用水的《大明水记》，实在难得。在茶事上，欧阳修主张政府少收税，降低茶价，让更多的国人喝得起茶，甚至很早就提出茶对于国防的重要性。
欧阳修一生，仕途前后四十一年，其中在朝二十一年，贬谪外放十二次，凡十八年，仕途可谓屡起屡仆，但他操守始终如一，就像好茶的品格一样，没有动摇，以其完美的人格与品德操守，备受当时及后人的景仰与推崇。晚年他作诗自述，借咏茶感叹世路之崎岖，透露出仍不失早年革新政治之志。
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被贬为滁州太守，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调任扬州，担任“起居舍人知制诰知扬州军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使”，简称扬州知州。在扬州一年的时间里，欧阳修兢兢业业主政牧民，普施教化，使扬州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气象，同时也度过了一段平静安然、充实美好的时光。
在此期间，欧阳修写下《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提及贡茶，本身主要咏赞的是扬州茶，但开篇便提到了蒙顶山茶，可见蒙顶山茶的影响力。当时蒙顶山茶已饮誉天下，成为皇家重要的贡茶。诗云：“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忆昔尝修守臣职，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白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
时会堂，指的是造贡茶的场所。由此诗可知扬州也曾采造过贡茶，欧阳修担任扬州知府时还亲自去察看过春茶的萌发情况。关于扬州产茶，陆羽《茶经》中未有提及。五代蜀毛文锡《茶谱》中才有记载：“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枕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欧阳修的这首诗可能是扬州茶入贡的最初记载。茶要新，茶贵新，这是当时士大夫乃至朝廷的共识。究其原因，主要是茶的产量不高，物以稀为贵。
从中可见茶媒在君臣关系上的重要作用，欧阳修在这首诗里说的是茶，其实也是在向皇帝表忠心。欧阳修还在其主修的《新唐书》中说：“雅州芦山郡……上贡有麸金，茶，石昌蒲，落雁木”。当时蒙山属芦山郡茶，即指今天的蒙顶山茶。
二、苏洵与蒙顶山茶
苏洵（1009年—1066年），是苏轼、苏辙的父亲，人称“三苏”，有“一门三学士”之誉。字明允，号老泉，北宋文学家，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据《宋史·苏洵传》载，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于是焚所常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晚年虽已绝意于功名，但为了不使两个儿子“复为湮沦弃置之人”，遂于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携文数篇，带着两个儿子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市）出发，前往毗邻的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拜谒了时任太守雷简夫。时年，苏洵四十八岁，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宋史》记述：雷简夫博学多才，特别善于为人处事，久处官场，认识的上方官吏、文人颇多，与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韩琦、王安石等宋代名士情谊深厚。
当时，雷简夫读了苏洵所呈宏文后，大为奇之，于是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时镇守益州的户部侍郎张方平推荐，被任为郡之学官。而雷简夫认为苏洵有治理天下的雄略大才，以区区学官任之，颇有小用之嫌，遂复上书张方平，称其“《洪范论》有王佐才，《史论》有良史才”，督促其再向朝廷推荐。未果，雷简夫又修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与《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共御西夏、后来位居丞相的韩琦等大力推荐。在此期间，“三苏父子”客居雅安多日，可谓是入乡随俗，对雅安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作了详细了解，并终日与蒙顶山茶为伍，为今后写下诸多与雅安和蒙顶山茶相关的诗文积累了情感。在雷简夫的鼎力推荐下，同年三月，“三苏父子”离乡入京，拜谒了欧阳修和韩琦。二人“见其文善之”，于是向朝廷大力举荐，“三苏父子”声名才开始初显于世。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苏洵之妻程氏病故，“三苏父子”返家赴丧，但朝廷是否起用他们，仍意欲未决。诚恐朝廷擢才不力的雷简夫竟亲自进京拜谒朝廷重臣，多方举荐，四处呼吁。十一月，“三苏父子”再次入京，次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秘阁制科考试，名列金榜，名震京师。但当时由于苏轼兄弟二人抨击时政言辞过于激烈，朝廷几欲不用，雷简夫又托好友司马光为之力争，始得其脱免弃置之危。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才任命苏洵（时年52岁）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编纂礼书，可谓大器晚成，后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等幕职，直到宋神宗去世前不久才委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同期，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此时，苏轼俩兄弟才真正步入仕途，才居其位，可谓少年得志。自雷简夫始荐“三苏父子”到苏轼两兄弟担任一官半职，历时六年有余，时间之久，波折之多，而雷简夫推荐不休，足见其荐才之心切，实属难得。而“三苏父子”也不负众望，日后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在诗词文赋诸方面均有极高的成就，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革新的主将。
作者简介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6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现为雅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雅安市茶业协会和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吴理真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