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
(三)
三、洋茶进口的影响(上)
吴觉农、胡浩川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洋茶进口的影响，并作了初步研究。他们说：“国人谈茶业的，无不注意于外销的逐年减少”，而对洋茶进口的影响视而不见，“我们看了外国茶叶大量的踊入，国人嗜好外国茶及咖啡、可可的心理的转变，这该抱怎样的态度?如果没有办法与这大量输入的外国茶在国内作竞争，又怎样能和外国茶在国外去竞争?国内连固有的国茶都在厌弃，又如何可以去提倡爱用国货?”这几个反问说明一个道理，即洋茶进口影响大。具体说来，主要有三大影响，即：挤压国内市场，削弱产业发展，影响国家安危。
1、挤压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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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是一个驱逐中国茶的过程。至民国时期，洋茶对国内茶叶市场的挤压已经产生相当明显的恶果。在中国最大的市场上海，“外国的百货店糖果店，不必说都有大小各种的印度锡兰及爪哇装罐或装锡包的红茶，就是国人所经营的大百货店乃极小的面包店，也都在替其贩卖，陈列装潢，都在国产的红茶之上”。
表面上看，进口茶主要外侨供消费，实际上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亦饮舶来茶叶为荣;甚至于中国火车、饭店、茶馆中，中国茶叶各不易见”。国人几不知有中国茶叶之事。美国使馆人员安得利说：“华人不仅不求改良华茶，又好购用洋茶，即以1915年而论，洋茶之输入中国者，已值500万元以上，余尝旅行乘中国铁路，欲求华茶为饮，车僮答曰：‘车上所备者，仅有西伦(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引者)茶而已”。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人员游历广州时建议，复兴中国茶业，“谓最好先使中国茶叶在中国畅销”。中国茶在国内都不能畅销，后果确实严重。“国民嗜好舶来饮料，致一般消费量减少。此层只须一看近年外茶、咖啡、可可等巨额之输入，便易明了。生产优良饮料的国家尚有如此巨额之输入，内销贸易自然大受影响”。
以东北市场为例，即可知洋茶进口挤压国内市场的严重后果。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已侵入东北市场。日本红茶“其香味及色泽不让中国，而略带涩味，且茶瓣一煮全开，此其不及中茶之处也”，因而销路不佳，“可望为参合茶”。印度、锡兰红茶“香味亦佳，惟泡后过于浓厚，稍滞涩味，故亦不适俄人嗜好”。哈尔滨及东清铁路沿线的茶叶市场状况实为东北茶叶市场之缩影。俄国在关东省同样占据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沙俄的侵略特权，大肆向关东州推销日茶。1905年日本派藁科喜作，1909年派海野孝三郎，1915年派静冈农业试验场技师来中国调查茶叶产制及销况情况。1917年又派清水俊二赴东北、张家口、天津等地调查，以便扩大红茶、砖茶销路。经过一番“努力”，日茶输入东北“关东州”及中国其他地区数量有所增长。
兹见下表(数量单位：千公斤，价值单位：千日元)。
从上表可知，日茶输入“关东州”数量有较大增长。可以推断，日本输送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茶叶也以东北为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主权丧失，华茶贸易，自不免要受好多阻碍”。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赤裸裸地宣称：“‘满洲国’独立以来，日本茶新得着进展的机会，实在是茶业界一大福音……该‘国’从来无间断的饮用中国茶，立即用素无渊源的日本茶，驱逐中国茶，本是至难的事。但是精密考察该‘国’的饮茶习性，能够供给适合满蒙人嗜好的茶叶，决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段文字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其“处心积虑，固已露于言表”，对“经营不遗余力”，以求“对此广大之销场，自以一手包办为快”。日本为达此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
一是“累遣专家实地调查，并从事各种宣传”，做好舆论准备。1932—1935年就多次派人来中国东北调查，1935年1年内就派池谷桂作和小泉武雄视察东北茶市。派清水俊二调查华北及蒙古茶叶市场情况，“并大事宣传台湾茶叶如何精美，价值之低廉”。
二是“雇用中国技师，制炼东北人所嗜之茶叶”，以逐渐改变消费者之消费习惯。如东北所销安徽产大方、毛峰，浙江龙井，深受消费者欢迎，为抢夺市场，“自东北失陷后，日商复以重金引诱徽州茶工，设厂仿制大方、香片等茶，以投东北同胞之所好”。日本又请福州熏花茶师和杭州龙井茶师赴日制造毛峰、大方，把产品发送大连，请大连、营口、哈尔滨茶商代表品评。又把茶运入台湾熏花再输东北。
三是“累向‘满国’提出免税要求”。而对华茶进入东北征收30%的入口税。为适应日本“对于台湾茶叶关税之减低”要求，伪满所定“茶叶税连同附加，共为五成五分，如台湾茶之加税标准，价格为五十八元，中国华南茶叶则为七十七元五角”。日本人“对此仅有十九元五角之差额，仍认为不满足，必须再增高华南茶叶之关税率，并必须再减低台湾茶叶关税率，始足以将华南茶叶绝迹东北市场”。对这些要求，伪满组织当然“予以许可云”。“日人为谋独占东北贸易，使伪组织坚设关税障壁”，结果是“惟日茶可受最惠待遇，利于倾销”。
四是大量输入台湾茶、日本茶。抗战爆发后又把从敌占区搜刮来的茶叶大量运销东北。“日商经营茶叶者，初以台湾茶叶五十万斤输至东北为样品，次年即运往一百六十万余斤”，1935年左右，东北茶叶市场“在日本把握之下，全为台湾茶叶所代替”。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浙皖相继沦陷，三井洋行勾结汉奸，在产区大量掠夺茶叶，一部分供出口，“一部份运往东北，同时在苏州提倡制造花茶运往华北东北销售”。
五是健全营销组织。在大连设锦记洋行、大信洋行，设支店于长春、奉天、哈尔滨、抚顺、昭盛、锦州，营口设盛性洋行，设支店于洮南、安东。受其影响，安徽茶“东北销路顿告断绝”，中国茶输出大减。
兹见1934—1937年东北茶销总量及中国茶、日本茶、印度茶输入数量和比重表(单位：斤)。
陈椽《茶业通史》提供的材料说，1933年日茶销东北为127000磅，1934年升至284000磅。这比上表所示数量略少。而据国际茶叶协会的报告，1931—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关东州”、东北地区的数量也比上表少许多。
兹见下表(单位：千磅)。
虽然这样，从1932年日茶输入关东州及东北752千磅增长到1937年1832千磅，增幅1倍多，也可概见日茶销东北发展速度之快。至于说统计数量偏少，可能是没有包括销东北的台湾茶在内所致。1938—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中国数量为1420万磅，1939—1940年增至1700万磅，砖茶销量亦从160万磅增至220万磅。显然，日茶很大部分是销往东北的。
来源：茶道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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