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在台湾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范增平先生建议，以科学的、哲学的、知识的、艺术的层面来好好探讨普洱茶，以现代科学性和正确知识性来享受辇着洱茶的艺术美，体会普洱茶的哲学内涵，让普洱茶的精神文明发挥、物质文明实用。普洱茶经营者，除了创造利润之外，还要有社会责任，要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成就感。
台湾中华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增平先生应邀出席了1993年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并担任大会组委会副主任，他在会上交流的《普洱茶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论文中说，据考，大约在清同治九年(1870)，普洱茶传播到台湾，此时移居台湾的广东揭扬县蔡家人，即将普洱茶从广东带到台湾饮用，泡一壶喝
一天。据蔡家祖父告诉孙辈们说，过去一直喝这种“普茶”，到台湾来仍沿袭此习惯，因耐泡、节俭，符合一般家庭经济条件而有人选择饮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香港经济往来密切，香港人普遍饮用普洱茶，在港、台密切交往过程中，以茶叶为礼物馈赠亲友很平常，台湾人民赴香港，到茶楼也是平常事，普洱茶的知名度也在台湾人脑海中有了较深的印象，而台湾饮用的普洱茶，仅只是亲友自香港带来的数量较少。
1949年以后，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藉和泰国、缅甸边界等地军民，到台湾的人数增加，带入了更多饮用普洱茶的习惯，饮普洱茶的人口增加了，普洱茶的市场需求也出现了。少量市场存在的普洱茶，是间接从香港带人的，称作“港茶”，没有包装纸，港台商人用一种玻璃纸包装起来出售。1970年以后，台湾经济有起飞现象，饮茶人口速增，台湾兴起了开设“港式饮茶”的茶楼，因此，普洱茶在茶楼的份量和比例也占得很重要，上了港式茶楼，若不点普洱茶，好像不太像上茶楼，在这种心理因素下，普洱茶的市场需求更加增加，过去从香港带来的普洱茶为了怕惹上政治麻烦，总是把来自大陆云南等地的包装和商标撕去，茶行不敢公开贩卖，以舶来品的身分，用工艺品等百货在委托行内贩卖。因
此，买普洱茶要到基隆靠近码头的地方及台北市中山北路晴光市场等专卖舶来品的委托处才能买到，这种无法公开贩卖的茶叶，货源时有时无，这时，台湾茶业界有一家历史悠久的“王有记茶行”，曾在台北制作普洱茶，“台湾普洱茶”虽非来自云南思普区，还是打出了一点名气。
1971年到1981年的10年间，台湾“港式茶楼”兴盛，普洱茶也为社会大众更为知悉。但是若干的普洱茶制作者，为求近利，采取速成的混合湿仓法，虽满足了市场需要，但所制成的茶叶与道地的普洱茶相比，终究略有逊色。1981年以后，台湾茶文化蓬勃发展，现代茶艺馆兴起，品茗活动开展，茶叶知识增加，消费者品味提高，港式茶楼走下坡路，非正牌的仿冒茶受到排斥，台湾本地生产的普洱茶退出茶叶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从云南辗转
到台湾的道地的普洱茶，包装和商标也完整保留着，有云南下关茶厂的沱茶，中国茶业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出口的七子饼茶、普洱茶砖、罐装普洱散茶，已在市面上渐渐公开出现，货源一到，往往整批被人买下，尤其是紧压制成的普洱茶砖、沱茶、七子饼茶，价格节节升高，有了将它视如艺术品而购买下来的珍藏者，普洱茶受到了重视。
1987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大量进入台湾市场，价格也随之下降，消费者对普洱茶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普洱茶可说是走向平民化了。1991年以后，普洱茶的市场继续扩大，需要量大增，据范增平先生说，1992年比1991年销售量增长一倍多，台北市一家专卖普洱茶的茶行，每月平均营业额在50万台币左右，其中每月平均售出沱茶500个，七子饼茶250片，普洱茶砖150块，普洱散茶200斤左右。另一主要以卖普洱茶为主的中
盘茶行，每月营业额在台币300万左右，七子饼茶每月平均贩售1500片左右。迄今普洱茶的营业额仍继续在增长之中。
在台湾的茶庄、茶行、茶坊、茶店、茶公司中，售有传统普洱茶沱茶、紧茶、圆茶、七子饼茶、女儿茶、砖茶等，有民国时期的陈年“同庆号”、“宋聘号”、“福元昌号”、“杨聘号”、“鼎兴号”、“同兴号”、“鸿泰昌”、“群记”、“鼎顺号”、“猛景号”、“敬昌”、“同昌黄印”、“新兴”、“江城”及毛尖普洱，这些茶的制作产地标明来自易武、倚邦、勐海、江城、澜沧思普区，还有1949年后至七八十年代的福禄贡茶、云南七子饼茶、沱茶、文革厚砖茶、中茶牌圆茶、各种散片等，产地大多标明来自云南普洱茶乡，其中是否有假货，需要买主注意，近者发现不少假冒茶，望警惕。
普洱茶在台湾迅速发展的原因，范增平先生作了一些归纳，大体有社会及人文诸方面因素。第一，与宗教情怀的发展相结合。佛教徒坐禅，道教徒静坐修仙，普洱茶可为求心灵平安，且性属温和，有暖胃作用，故出家人及修道者都推崇普洱茶；第二，练功健身的风气蔓延，练功健身者认为喝普洱茶较能补气的说法，师徒相传，普洱茶蔓延到社会上，第三，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提倡，认为喝普洱茶是表现一个人的潜沉和深度，对于孕育灵感、启发创意会有顺利的作用，故文化艺术界兴起喝普洱茶；第四，减肥效果和药理作用的报导，开发了不少普洱茶新消费者；第五，大陆茶业进出口公司的广告，促销及茶文化交流活动的成功，无形中促进了普洱茶的市场和茶文化的交流。对此，笔者亦有同感，思茅举办过六届普洱茶叶节和三届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先后为组委会邀请来过思
茅的台湾地区茶界人士有茶学家、茶艺家、茶叶实业家、茶叶收藏家、茶文化专家等16人，他们在会期间，分别展示了自己的专长(论文、茶艺、普洱茶藏品、摄影传媒等)；第六，茶文化爱好者的鼓吹，从1980年开始，台湾年轻的知识分子关心茶文化的发展，其中一部分鼓吹普洱茶，学界的有范增平先生、邓时海教授、茶艺界的有蔡荣章先生、汤龄娜小姐、周渝、倪子扬、方捷栋、何健、陈怀远、吴芳洲先生，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陈擎光小姐，新闻界的池宗宪、曾至贤先生，医界的苏正尧医师等，都喜爱普洱茶，在各方面人士的影响下，普洱茶在台湾的发展正迈向各阶层，情况良好，但要防止假冒滥制的“普茶”鱼目混珠。
据笔者所知，台湾《紫玉金砂》刊物总编辑黄健亮先生，就是一位普洱茶文化的热心人和支持者，在他主编的《紫玉金砂》刊物上，1994．年以来先后登载过海峡两岸研究普洱茶的文章有：台湾何政道先生的《鲜活香润品茶香——如何识别普洱茶年份》(1944年第13期)。台湾曾至贤先生的《听到芦笙响脚板就发痒——记前后两届(思茅办)普洱茶节暨茶乡行》上、下(1995年第22、23期)、笔者的《普洱茶的种植和分布》、《普洱茶的特点和
品种》、《普洱茶马道的兴起与衰落》等9篇(分别载于该刊1995年第2l、25、26期，1996年第28、30期，1997年第45期，1998年第54期，1999年第70期，2000年第75期)。年第24期)，湖南曹进先生的《普洱砖茶氟含量的安全评价》(载于1999年第67期)，四川刘勤晋先生的《普洱茶香味成分研究》(载于1999年第7l期)，台湾蔡荣章先生的《论普洱茶饮用法》(载于1999年第7l期)，台湾李志宏先生的《普洱先生传——访普洱(茶)收藏家许先
生》(载于1999年第72期)。在台湾《茶与壶》杂志上，载有吴振铎先生的《中国的名茶——云南普洱茶》，季野先生的《普洱(茶)释疑》，曾千代先生的《普洱茶香与茶气》(三篇均载于1996年第48期)。在台湾《壶中天地》杂志，载有台湾邓时海先生到思茅出席中国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回台后的文章《末代紧茶——带一团紧茶回云南》(载于1993年第49期)，同期刊载了陈怀远先生拍的大幅照片《云南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台南万美陶艺于1995年8月举办了“云南普洱老茶评赏会”。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1995年12月出版了台湾中国普洱茶学会创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茶艺社创社指导教授邓时海著《普洱茶》八开本图册，内分史话篇、陈香篇、品茗篇、茶谱篇、茶道篇、文图并茂，对介绍普洱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