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陈化过程主要是由“存茶群体”完成的。“存茶”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将商品扔进库房就完事大吉。它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存茶群体”的智慧：
（一）“存茶群体”是普洱茶制作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普洱茶陈化过程品质的变化，推断普洱茶前期制作是否存在问题是“存茶群体”首要的工作。按照现代质量控制流程的说法，是下一道工序检测上一道工序，是对前期质量的考核。因为不是所有的普洱茶经过陈化后，其品质都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最容易暴露前期制作中存在的瑕疵或问题。因此，普洱茶陈化的过程与前期制作不是割裂的关系，是普洱茶制作工序的延续，也是品质的一种延续。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定，“存茶群体”也是普洱茶制作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存茶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对云南的茶山、各地的原料，包括晒青、拼配及紧压成型等工艺都了如之掌的原因。
（二）“存茶群体”的出现，填补了普洱茶专业化生产的一个空白
如果仍然维系云南故有的“爷爷制茶、孙子卖茶”的习俗，其产量毕竟受到限制，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对普洱茶的扩张与推广造成极大的阻力。“存茶群体”的出现，使普洱茶走向了专业化分工之路，它不仅提升了普洱茶产业化规模，形成极强的扩张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普洱茶品质的提升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毕竟，“大集体”的智慧远远胜于“小集体”的力量。（中国普洱茶网组织文章http://www.puercn.com）
（三）优秀的普洱茶经销商、研究者、品鉴家几乎都出之于这个群体
普洱茶陈化过程是普洱茶整体工序最后的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期的工作再好，陈化过程出现偏差，也会造成普洱茶品质的下降。这就要求“存茶群体”必需具备相当的素质。实践证明，很多优秀的普洱茶经销商、研究者、品鉴家几乎都出之于这个群体。他们是离消费者最近的人，也是最清楚消费者需求的人，更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存茶群体”中涌现大量的普洱茶研究者和享誉海内外知名人土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部分人生活在云南，但更多的人是生活在云南省外。这就使普洱茶出现了另一个“奇观”。自古至今，很多优秀的普洱茶研究者都出之云南省外，如清朝的阮福(《普洱茶记》的作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是云南省外人，现代台湾的普洱茶研究大家，如邓识海、石昆慕，香港的白水清，广东的林荣坤等等，均出自云南省外，而且都是“存茶群体”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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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一次的“普洱茶热”，都是由外部向云南省内传播
其主导的力量基本上以“存茶群体”为核心。他们不是简单的商品“炒作”者，而是研究者、创造者和推广者。他们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对入口的饮品----尤其是发酵食品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人们消费取向有一个前瞻性的把握。这就自然形成一种主体思维----为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营养饮品是“存茶群体”的核心价值理念。
当然，在这个核心价值中，最大的功臣仍然是普洱茶，如果不是普洱茶独有的价值体系，及预留的再创造空间，如果不是云南人的海纳百川的胸怀，摒弃固步自封，没有将普洱茶紧紧捂在手里，“存茶群体”的出现恐怕比登天都难。这里说一个题外的趣事，也算对云南海纳百川心态的一个佐证，云南边陲的丽江古镇有一条著名的酒吧街，古镇的明清建筑与现代的酒吧融为一体，可谓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巧妙结合，这在中国其它历史名镇中极难看到。也说明云南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由此，笔者在《普洱茶四大价值——普洱茶的地理价值》中就明确指出，普洱茶属于“海洋文化”。它源于云南，却植根于广东、香港、台湾等地区，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同样，“存茶群体”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是普洱大文化的必然。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普洱茶品质的塑造，是跨省合作的结果。非云南一省之力能够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洱茶是凝聚“大群体”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