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皇宫御茶房制作，最初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但是，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茶膏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是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顶级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学者等），都有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197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不容忽视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皇帝依旧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到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有关。因为中医药倡导的而是“治末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他写的《本早纲目拾遗》之中。
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如《本早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功效中，经常引用而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要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饮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功能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是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