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普洱地处极边，无有大商业家投资去经营。有此四种原因，所以普茶便受了影响，销路就因之滞塞了，本庄主人在普洱地方向来经营茶业，因见这种状况，故发奋抱定宗旨，亟图改良。
思茅别称“茶都”是有历史渊源的，清代时为普洱府的思茅厅，早已是云南普洱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个中心城市。清雍正七年(1729)设思茅通判，并设思茅总茶店，茶叶归官府收售，雍正十三年设思茅厅，将攸乐同知移住思茅，改为思茅同知，呈送清王朝的普洱贡茶由思茅同知采办。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边疆开拓，商业兴盛，那时，省外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诸省，以及省内石屏、建水、通海、河西、玉溪等县商人，络绎而来，经营茶叶、棉花、杂货等。乾隆、嘉庆年间，是思茅茶叶商业最繁盛的时期，商贾云集，以茶叶收售为中心，各地商旅，纷纷在思茅开茶庄商号，兴建同乡会馆。据有关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1850)，思茅厅外来客藉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多数为商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思茅设立海关，茶叶加工出口销售繁荣。光绪年间，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裕泰丰、信和仁等几家茶号，每户有揉茶灶2盘．每盘灶年加工茶叶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民国3年(1914)，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冶、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商业市场在城外南门正街，教场坝即是海关招关验货之地。东门外沿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都是开设人马客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手工业，木匠、铁匠、皮匠等，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铜铁制品等。
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生、水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民国年间，思茅揉制茶叶出售的茶庄茶号有：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颐、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钧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22个，每年由产地茶山运集思茅加工的毛茶在500吨以上(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当时思茅有名的揉茶师傅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在产地加工茶叶，在思茅设经销门市的有倚邦恒盛公商号和乾利贞商号，勐海洪盛祥商号、同信公商号等，在易武倚邦制茶的钧义祥茶庄总发行所在思茅株市街。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茶号，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号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售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上述这些茶庄商号，由揉茶师傅和工人把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4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拼配揉制成紧茶、砖茶，专销藏族地区；圆茶专销省内外各地，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思茅钧义祥茶庄专制包装精美的普洱茶，除销内地外，还在石屏、蒙自、昆明、上海、香港有代售处，在缅甸仰光、昔卜、阿瓦(曼德勒)、逻罗(泰国)曼谷、景迈(清迈)、新加坡等地有分售处。
民国初年的思茅钧义祥茶庄，庄主是武钧培、武裕培兄弟二人，善于营销，印制有精美的“钧义祥茶庄包装说明单”，道林纸彩印，宽15厘米，长45厘米，4个版面，左上方两边印有 “钧义祥茶庄”和“制茶工厂”房屋图，中文英文各2个版面，英文横排92行，中文(无标点符号)竖写楷书16行字，底面浅绿色，字体及配图用橙红色套印而成。1995年笔者搜集采访思茅老人刘天羽老先生捐献此茶庄包装说明单时得见，说明单原件具有文物研究价值，已收藏于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为阐述历史缘由，笔者加标点符号原文录下思茅“钧义祥茶庄包装说明”全文：
“云南普洱茶的好处在前清时已就出了大名，中外各国无有不称赞他的，所以解进北京的贡茶，那些皇室贵族都视为名贵的饮料，因为这种茶，不惟可以清思解渴，还可医治伤风积食等症，决非他处的茶或以香料制配的茶可比了。但近来普茶的销路比之从前减少，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鄙人下细研究大约有四种原因：(一)因旧法制造不知道讲求清洁；(二)装璜不知道改良；(三)因有无耻商人以他山之茶冒充以致真伪难辨；(四)因普洱地处极边，无有大商业家投资去经营。有此四种原因，所以普茶便受了影响，销路就因之滞塞了，本庄主人在普洱地方向来经营茶业，因见这种状况，故发奋抱定宗旨，亟图改良。特往各埠延请茶业专门技师到产茶最著名之易武、倚邦两处设立工厂，专办头水细嫩春茶，用最新焙制方法制造，并且竭力讲求清洁，所做的上等清茶，其味清香可口，适合卫生，比从前旧法制的迥然不同，即较之现在一般加进药料新制的也是高出百倍了。本庄主人志不专在营利，务求普茶得畅销各国，使世界上人士都得极好的饮料，所以或本虽极，重大定价均立求克己，惠颐诸君请认明棠棣商标，庶不致误。”
云南普洱钧义祥茶庄武钧（裕)培披露这份民国初年保留下来的思茅茶庄包装说明单，具有文物资料价值，是研究普洱茶文化历史的物证。
民国年间，思茅公认的知名茶庄首户是“雷永丰”茶庄，第二代茶庄是“大有庆”茶庄。据雷氏后人雷波君回忆，雷永丰茶庄庄主雷逢春，名雷朋然．石屏人氏，思茅辟为通商口岸的光绪年间(1895--1897)到思茅，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茶庄．自制沱茶、七子圆茶和少许作贡品用的葫芦茶，雷氏茶庄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到包装，在当时都非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已按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备好柴火后，按拣茶、配茶、蕉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工序顺序展开，制七子圆茶由名师主持制作，成品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篾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七个一捆，放入“茶票”，即算完工，待马帮来捆货上驮。雷氏茶庄经营门路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50吨左右。思茅“大有庆”茶庄庄主高岳生，又名高峻，亦石屏人氏，清光绪30年(1904)前后，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家门下，当茶庄小伙计，后成雷水丰荣庄庄主的三女婿，后来自立门户，独立主营“大吉祥”商号，再兴办“大有庆”茶庄，民国19年(1930)前后，生意兴隆，并在昆明开设“陈永兴”商号，主营茶业，经营方式和门路超过雷永丰茶庄。3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茶业下滑，揉茶量减少，“大有庆”茶庄只有老茶而无新茶而逐渐衰落。思茅鼎春利茶庄创办于民国20年(1931)，直到民国37年(1948)歇业，历时18年，是思茅众多茶庄中，歇业时间最晚的普洱茶庄。笔者曾采访过鼎春利茶庄创办者何璞生之子何宏志老先生。据他回忆说，他父亲何璞生，又名何琇，光绪二十七年(1901)阴历六月二十四生的，1949年5月去世，祖藉石屏，民国元年(1912)随长辈到思茅，普洱第四师范毕业，民国20年(1931)在思茅下二街创办鼎春利茶庄，靠严格把关、保证质量、关心茶工、坚守信用，以诚兴庄。全盛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收进攸乐山、景迈山、易武山等地的粗茶两千多驮，由思茅的揉茶师傅余长福、燕益庆、周小舟等和百余茶工精心操作，制成七饼圆茶、七子紧茶、元宝茶、沱茶等品种，分别销外省的西藏、江浙等省市，国外的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每年营业收入8万多元银洋。民国15年(1926)，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有的商号茶庄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加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思茅茶业剧急衰落，茶庄商号逐渐歇业，而何璞生的鼎春利茶庄，一直维持到40年代后期，后因交通不畅、销售困难而于民国37年(1948)歇业。思茅鼎春利茶庄在二、三十年代思茅众多茶庄中算得上是发展较好的一个，也是开业18年后，思茅歇业时间最晚的普洱茶庄。清代民国时期的思茅茶庄茶号，给普洱茶历史和茶文化增添了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