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是以饮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道、儒、佛三家文化的思想精华。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家与茶文化的渊源最为久远，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茶文化自始便与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念相契合，茶道无疑是“自然之道”的一部分。从发展角度看，茶道的核心思想应归之于儒家学说，这一核心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的“中和”思想，儒家茶文化也讲“道”，但这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之道”，而是“以茶利仁”之道，故儒家茶文化同样讲“以茶可行道”。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上，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而“茶禅一味”的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义。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趣味。
（一）自然茶道，茶道“自然”
“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出自老子。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指“自己而然”，非有意造作而然的，“道”本身即“自然”之道而无所不在。在道家看来，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它的起始发生的全过程。
道家的思想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有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自然之“道”的概念逐渐普及，并且逐渐演变为功利主义的宗教。一人们在日夜思考着如何得道成仙。在那一个充满狂热求仙风尚的时代，含“道”、含“生命素”成分较多的茶，自然成为成仙的灵物。唐代诗僧皎然有一首《饮茶歌送郑容》，以一个超然潇洒、自由自在、似僧非僧的文人茶道家的身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一中荡忧栗”等饮茶而羽化成仙的道家理想，把茶道精神推到极高的境界，充分体现了“自然之道”的玄妙，成为茶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自然之茶道或茶道之自然。不自然不成其为茶道，茶道无所不在地显示了自然。茶道也就是按照茶的“自然”要求，以‘“任其自然”，的状态，发掘出它的天然精华以“合于自然”。所谓“天然自然”者，对茶人来说，就必须真正地以自然而然的态度与精神去合于“天然之道”，以素朴的人性与茶的本性契合。这些都是茶人从道家思想中得到启发并发展成为茶人的原则，它最终仍要归为道、儒、佛思想的共同宗旨“天人合一”。而道家也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茶道思想对茶文化开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和精神3个层面。在物质方面，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生产出好茶；在行为上，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都要以自然为美，以朴素为美，动则如行云流水，静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举手投足之中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毫无弄巧造作；在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表现为使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的解放，心境清静、怡然、寂寞、无为，仿佛与宇宙相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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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茶雅志，以茶行道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中国茶道与儒家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生们把品茶看做品味人生，酸甜苦涩，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各人有各人的偏爱，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儒生与茶道的关系是道心文趣兼备，比佛家和道家要复杂的多，但其主体是倡导“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茶十德））），怀有积极的人世观。
“以茶可雅志”，贯穿着儒家的人格思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概而言之，就是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省慎独、自尊尊人、敬业乐群的君子人格，旨在建立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度文明的“优雅社会”。“以茶可雅志”中的“雅志”两字，“雅”指文明、教养、高尚、美好、正当，“志”指人格精神趋向于一个较恒定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目标。老子最早倡导“志于道”，这一命题不断为后世思想家所发挥，如孟子认为不动心就是“持其志”“不动心有道”等等。“志”既然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它就是对抗人性异化的精神柱石，若失志，人就变成非人，这是儒家的共识。以茶可雅志是从茶文化这种文化形态的视角来理解人生本身，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映。茶人的“雅志”，固然有清高的意味，但更多的是表示它的高雅品格，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家在茶性与人性契合点上的认识是深刻的。“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视茶为高雅的象征。“岂知君子有常德……不改旧时香味色”（欧阳修《双井茶》），也是借茶表示人对雅志的追求。
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家精神。“以茶可行道”，实质上就是指中庸之道。因为无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还是“以茶可雅志”，都是为“以茶行道”开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和后代儒家那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概而言之，“中”，也就是适度，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庸”可视为合情合理，因此，中庸之道，乃是修身之道，是处世做人的态度与方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中庸》第一章），此中的情与理，要求合情合理，不走极端，保持“中道”，以达致“和”的状态。
“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范畴，同时也是美学境界。自刘贞亮首先提出“以茶可行道”后，无论是宋徽宗赵佶的“致清导和”，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等等，都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茶道精神。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也说明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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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禅一味，修炼身心
相传，“茶禅一味”是宋代四川成都昭觉禅师佛果克勤的手书，他以此四字赠与留学日僧珠光。“日僧珠光访华，就学于著名的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书‘茶禅一味’相赠，今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中”（《佛学典故汇释·茶禅·赵州茶》）。尽管学术界对这一记载存有质疑，但“茶禅一味”把茶与禅等同，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境界。日本人正是看准这一点，经过一代代禅师们的继承发展，终将其发展成为极具规模、颇有影响力的茶道。
中国茶道几乎汲取了佛禅思想中的一切精华。茶道与禅宗几乎不可分。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的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以茶助禅，以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录》）。
作为自然界一种植物的茶，怎么同禅结合在一起的呢？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茶的药用功能中，僧侣打坐要磕睡，饮茶可提神醒脑。在浓郁的崇茶风气中’，又兼“茶”本身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吃茶暗含禅机，禅即是茶，禅茶相混，茶禅一味，难分难解。茶禅一味的内在原因即为修炼身心，具体说来有3个原因。首先，茶是佛寺相沿已久的传统食品，茶崇拜意识早已成为僧人们内在的血液里的成分。其次，茶是佛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频繁使用的饮料，．僧人们因而对茶有一种与生命相连的亲切感。最后，茶的清心醒脑作用，是佛僧坐禅的最佳依赖和帮助。茶本身的生命启示及清高静寂的品性特征无不暗含或揭示禅机，能表达“禅”的妙境。正因为如此，才有“茶禅一味”的表述。
“吃茶去”三字，成为禅林法语，就是“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的悟道方式。唐高僧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因其嗜茶成癖，所以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茶禅一味，道就寓于吃茶的日常生活之中。道不用修，吃茶即修道。后世禅门中“吃茶去”广泛流传。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也题有“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的实行，“把佛家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茶禅一味’之说应运而生。意指禅味与茶味同是一种兴味，品茶成了参禅的前奏，参禅又成了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余悦《禅悦之风》）。而“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也就成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就连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皎然、韦应物、黄庭坚等中国第一流的诗人都相继进人这一领域，以茶悟道，以茶修心。如唐代诗僧皎然《九日与陆处士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地香。俗人多泛酒，谁能助茶香。”这一句“谁能助茶香”的发问，烘托出“茶禅一味”的幽雅。唐代诗人刘禹锡，颇通佛理，常进出佛教寺院，他曾参释西山寺，僧人把他当贵宾看待，立即进行了一场从头至尾的完整的现场茶事活动：采摘，炒干，烹饮，并在一种佛教的格调中互致敬意。他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将品饮这次茶的过程写得十分优美：“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醒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中国茶文化，是在道、儒、佛“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及其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茶道，既为道、儒、佛三家所共同造就，又因为它能够同时融会道、儒、佛三家的基本原则，而体现大道特有的精神。道家的自然境界、儒家的人生境界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会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
本文摘录自《中国茶文化》，徐晓村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出版社200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