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鸿如案”中，董忠义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与云南鸿如法人代表李兴华同等罪名死缓，在长达数百页的判决书中，董也被描述成这家公司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二号人物”。
但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陈述词相对应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数十名投资者及接近云南鸿如高管的人士则称，董忠义身上所背负的“罪名”仍然疑点重重。
目前，董忠义仍被拘留在案。而本报记者通过非常规渠道获得的董忠义在看守所亲笔书写的最新材料中也同样在为自己鸣冤叫屈。
“最为严重歪曲事实的真相是，一审法院按有罪推理来认定我的罪名。”董忠义在分批次寄送给外界的长达92页的材料中第62页如此写道。
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董忠义被杭州警方抓捕，及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的核心理由是，杭州警方指控董忠义为云南鸿如的高管之一，以及其所注册成立的云南双江鸿如野生古生物茶群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江鸿如”）参与了云南鸿如在杭州展开的非法集资活动。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称，“董忠义作为（云南鸿如）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及分公司负责人”为集资活动进行了大量非法宣传，为“骗取杭州投资者信任”又与云南鸿如签订了每年向后者订购300万吨普洱茶的虚假合同，并参与了一系列公司决策及运营活动。
但针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董忠义参与案件的陈述，董忠义辩护律师多次前往云南调查取证的资料，以及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人提供的信息则皆指出，董忠义在时间上不具备参与云南鸿如在杭州开展集资活动的条件。
“董忠义成立的公司中之所以也有"鸿如"两个字，是因为他和李兴华是同学，董决定运作位于云南的"古茶谷"项目时李声称他的"云南鸿如"已经初具规模，并授权董可以利用宣传，”接近董忠义的知情者对本报记者说，“但董自始至终对"云南鸿如"在杭州的商业模式毫不知情，他都在忙他自己的项目，这些都有据可查。”
本报记者搜集的数份董忠义自2008年至案发3年间的社会活动材料，及“双江鸿如”与其他合作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也显示，这一期间，董忠义及“双江鸿如”的主要活动及业务则都在围绕位于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世界古茶谷项目”、双江“老同子”茶厂运营及“老同子”茶叶的品牌宣传。
“从项目前期筹备到最后市发改委批复立项，董忠义基本上都在跑项目。”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原县长何余庆对本报记者说。
但在此之前，“老同子”品牌则归属于云南鸿如所有。董忠义最新在看守所亲笔书写的材料第64页中如此写道：之所以会对云南鸿如的“老同子”品牌进行销售及宣传，是“因为老同子商标注册单位是云南鸿如，2009年8月26日，云南鸿如与我签订了双江鸿如股权转让协议，并以1200万元人民币购买我个人在该公司占有的60%股份成为大股东后，李兴华带着老同子商标加入进来的，并承诺自2009年9月1日后老同子商标使用权归双江老同子茶企使用。”
除此以外，董忠义的书信中还指出，在与李兴华完成“老同子”品牌转让协议后，“曾多次找过李兴华”，但李则谎称手续尚未全部办妥，直至2010年8月后才获悉，“云南鸿如的老同子商标权已被国家工商总局驳回使用权，也就是说，我所宣传的老同子品牌是双江老同子茶企的，与李兴华和云南鸿如没有直接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董忠义亲笔信中所说的内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并未提及。
与此同时，对于云南鸿如历时4年展开的集资活动，董忠义在信中称，项目运营“所有的协调费、招待费、宣传费都是我承担支付的，没有在云南鸿如报销过一笔费用，并且我连云南鸿如的临时工都不是”，“我除了对我们自有的老同子民族品牌进行宣传过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参与过云南鸿如的任何经营活动，这是铁的事实”，“一审法院书中写的李兴华伙同董忠义等内容全部都是无中生有杜撰出来的”。
饶有意味的是，虽然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投资者及接近云南鸿如高管的人士对董忠义无一人知晓，但对于董书信中的鸣冤之词，数十名投资者则皆表认同，“这个案子中，董忠义是被拉进来背黑锅的，这是案中案之一。”
但对于董是否“遭人陷害”，其辩护律师刘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不予置评。
“案件的审理都要以事实依据为准，但围绕董忠义有两个最大的疑点，第一，案发后董忠义并不在杭州，是谁让他来杭州的？第二，他来到杭州后杭州警方又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的？”刘斌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尹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