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国兴家”呈现家国情怀 ：从四块匾额看荥经姜家大院的百年沧桑（上）

在数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有一栋古老宅院，满载着一代代茶商的家国情怀，静静地矗立在荥经老城区。它始建于明朝，居住着从清朝就在此繁荣的姜氏家族，人们就称其为“姜院子”，门额匾书“裕兴茶店”。

进入裕兴茶店，三口天井相连，一直通到最里屋。大院整洁而典雅、古朴又庄重，从门、窗、檐石上的雕花图案，仍能看出过去姜家的富贵；从悬挂的匾额，仍能感知到它厚重的底蕴。

1939年老照片中的姜家大院

在《孙明经西康手记》一书中有一张姜家大院匾额的老照片，下注“裕兴茶店（姜寓）入户匾额”。这是一块古风依存，立意不朽的匾额，反映了荥经姜氏家族的兴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我国东部广大地区落入敌手，税源成为抗战到底的大课题。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在汉藏民族共同培育中发展了两千多年的“茶马互市”，成了“茶税救国”论的焦点。于是，各种名目的“川康考察”应运而生，金陵大学教授孙明经所率的“川康考察”团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孙明经手握相机和摄影机，对西康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发现荥经的文化遗存太丰富，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这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到了古城坪看荥经黑砂烧制，到石桥上看人成铁厂“围木成炉”的冶铁技术；他到了太湖寺、东方公园、荥经中学；他走进了荥经的大街小巷，看到了家家户户门前的匾额：“德为福基”“名第南宫”“春暖太和”“居卜德邻”“云程初步”“女史留芳”等等，丰富的匾额内容，彰显出德文化、科举文化、酒肆文化、行业文化、康养文化。于是，他留下了几十幅珍贵的图画，数千字的文献资料，让我们有幸，能目睹那时的荥经。

在《孙明经西康手记》中，还有一张姜家大院大门的老照片，下注“雅安姜记‘裕兴茶厂’1939年已改为康藏茶叶公司第一茶厂”。仔细看这张照片，信息量就很大了。门上匾额“裕兴茶店”漆面脱落，匾木龟裂，字迹颓废，虽古意犹存，但生气不足。左边的门枋上隐约用粉笔写有“姜寓”二字，不仔细不易看出。这一匾一字，与右边新挂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制造厂”的招牌形成强烈对比。

门的两边各放着一背茶包，均为九条，左边有一个背夫，正在打捆茶包。地上也都放着一条，这条茶在背夫的行话中称作“匾”，需单独绑于顶端前方，既可调节茶包重心，也便于放置粮食、衣物等。

成为康藏茶业公司生产车间

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生产，所生产的砖茶很合藏族同胞口味，其品牌“仁真杜吉”在涉藏地区很受欢迎，这让姜家富甲一方。鼎盛时期，姜家每户按人口分米、油、菜金，在街面的所有商店，都分发有姜家的账本，姜家人只需签字消费，不需要付钱，到月底时，凭姜家人的签字，由管家按时结账。这种敞放式管理，为姜家家道衰落埋下了伏笔。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藏族同胞来说，那就更重要了，“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有消费则有市场，有市场必有竞争，竞争往往又是各种综合能力的较量。让姜家最终衰落下来的，有同城间的行业竞争，有国际上的不平等竞争，有国内官商之争。

1890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后，印茶开始进入涉藏地区，川茶垄断康藏茶叶市场的状况不再，姜氏茶业渐微。

1939年，民国西康省政府成立，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主席刘文辉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边茶贸易。他成立了“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有茶商统一到该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到涉藏地区。

在此背景下，裕兴茶店只是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背夫从裕兴茶店出来，背的，已不再是姜家的茶。

两任县官曾为姜氏题写匾额

今天的姜家大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门两侧挂着“裕国原从商贾富，兴家惟望子孙贤”的楹联，这是姜氏祖训，“裕兴茶店”即取其上下联首字而名。门额老匾已是旧文新漆，这是清光绪元年（1875）仲秋，荥经县知事彭祖寿为裕兴茶店题写的。清光绪二年（1876），彭祖寿为姜氏题写的“庆有福”匾额则原貌依在。

姜家大院的主要特点是穿斗木结构，建筑结构受力和传力途径简单明确。门、窗、脊、柱、檐、墩雕工精细、内涵丰富，反映了荥经一代边茶富商的文化修养，彰显了荥经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富足，也反映了当年姜家主人的追求与理想。

跨过青石板铺成的天井，透过斑驳的雕花门窗，老旧的堂屋门额上，一道清光绪三年（1877）八月，荥经县正堂即补洪芝厚，取上下联首词，书“裕国兴家”四个大字，由姜家一众门生制作为匾额，为裕兴茶店“华建志喜”。

姜氏十一世祖姜先兆，字瑞廷，生于1832年，卒于1909年，《荥经县志》（民国十七年版）录其事，称其少有天性，善事父母，初学儒术，后操弓矢，得为武博士。蓝大顺拢窜荥经，他带团防堵，县得以安宁，朝廷授其尽先都司，赏戴蓝翎，但他不愿为官，退而经商，专营茶业，屡起屡踬，居积雄财。他生平急人急，饥无食者，寒无衣者，丧而不能葬者，辄济之助之，且书法雄秀，不类武人。这样的人当然是受人尊重的，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故洪芝厚尊称其为姜老夫子。

从清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有两任县官三次为姜氏题写匾额，足见当时姜氏在社会上的地位。毕竟偌大产业，于政府税收，于民生就业，都是有大作为的。就如孙明经《开发西康之意义及途径》中所说“茶由雅安等地运往康定，年役于运茶者已有四万余人。”如若算计上种茶、制茶及关联产业所需要的人力，那一片绿叶，给多少家庭带来生计，给国家创造多少税收，由此也思及边茶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

以此方式，彰显自己亲商重商的施政方略，激励企业发展，于己于他，都是政事。裕国，才能兴家，民不富，则国不振。“裕国兴家”这一匾意，反映了当时荥经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这正是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

本文作者：周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