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崴古茶树巨大价值的关键点在于“过渡型”。所谓“过渡型”是茶树介于野生型和栽培型之间的一种类型，是茶树人工驯化历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邦崴古茶树是古代先民们(古濮人)驯化、利用茶树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它为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的驯化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链。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价值是世界性的。
第一，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
为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完善了物证链。
中国是茶树原产地，这原本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却在1824年被打破。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被认为在印度阿萨姆地区，这个谬论的制造者最大的证据便是印度阿萨姆发现了野生大茶树，而中国没有野生大茶树。
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发现了野生大茶树。随后又在1838年印发了由他本人撰写的小册子，列举他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多处，其中沙地耶发现的一棵野生茶树高达43英尺，胸围3英尺。勃鲁士由此断定，印度才是茶树原产地。
1877年，英国人贝尔登(S.Baidond)紧步勃鲁士后尘，发表了《阿萨姆之茶叶》，将这一观点论据化。随后的一些重量级专家，如英国学者勒莱克(J.H.Blake.1903)、勃朗(E.A.Blown.1912)、易培逊(A.Ibbetson)、林德莱(Lindley)和日本的加藤繁等将这一观点推向极致。
他们不仅认为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而且认为中国江浙及福建的小叶种与中叶种茶都是通过印度种逐渐驯化而变成现在的矮小茶种。这一理论竟然得到了国际上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图 I 谭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在西双版纳南糯山发现了栽培型古茶树，在勐海巴达发现了野生型古茶树。但是，问题来了，中国和印度都发现了野生古茶树，“印度茶源说”并未被彻底反驳，反而引来了“二源论”的讨论，即茶树原产地存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印度的阿萨姆，另一个是中国的云南。
外国专家们认为只凭野生茶树的出现就认定其为发源地，缺乏科学依据。他们提出，众多的可食用的植物演变有一个共同规律：绝大部分历史延续下来的可食用植物(包括植物的花、果、核、皮)都经历三个过程，从野生型向过渡型演变，再由过渡型向人工栽培型转变。
因为野生型茶树与人工栽培型茶树内部没有形成必然的进化联系，其茶树细胞染色体也是有差异的。单纯以野生茶树作为茶树原产地的标志，存在证据上的不足。能够证明某个地区为茶树原产地的证据必须是一条完整的物证链，即野生古茶树、过渡型古茶树、人工栽培型茶树。而且这三个物证缺一不可。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正是弥补了这条完整物证链上的关键一环。而至今为止，并未在印度，甚至是云南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现过渡型古茶树。如今，“印度茶源说”的论调早已不攻自破，在世界茶叶界无所遁形。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不再被质疑。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花叶果 I 段兆顺
第二，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
确立了“世界茶源”云南普洱的国际地位。
达尔文说过，“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植物起源的中心地带。”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证明了世界茶树原产地在中国，在云南，茶树由野生型到栽培型的驯化过程是在云南完成的，尤其是在云南澜沧江中下游流域沿岸。
这一结果的宣布轰动了世界，它不仅终结了一百多年来关于茶树原产地的争，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了云南，尤其是云南的普洱地区大面积存在的品种多样，生态各异的古茶树群落。
距今约1.8亿年前的晚三叠纪(裸子植物的兴盛时代)，云南已露出山海面，成为陆地，这里生长着很多裸子植物。到了距今6500万~180万年的第三纪(被子植物的时代)，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一带，古木兰(被子植物之源)在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演化为茶树，他们侥幸躲过了距今200万年的第四纪冰川(地球史上最大的一次冰川)的袭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大叶种茶树。
邦崴古茶树 I 段兆顺
其实追溯茶叶的进化史，应从古木兰开始。幸运的是，在普洱的土地上，还留存着史前的宽叶木兰化石和中华木兰化石，再加上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它们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茶树起源进化史，可谓是五世同堂。
第一世：宽叶木兰化石，发现于普洱市景谷县，时代为第三纪渐新世，距今3540万年;
第二世：中华木兰化石，时代为第三纪中新世，距今2500万年，发现于云南的7个县，其中普洱市占了3个，分别为澜沧县(勐滨)、景谷县(煤厂)、景东县(田心);
第三世：镇沅千家寨野生型古茶树，树龄约2700年;第四世：邦崴过渡型古茶树，树龄1000年以上;第五世：澜沧景迈山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
这“五世茶祖”同时存在于普洱境内，普洱市被称为“世界茶源”，绝对是实至名归。2013年5月，国际茶叶委员会正式授予云南省普洱市“世界茶源”的称号，标志着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事实得到了全球公认，普洱市正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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