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产茶历史悠久，有人引证，邵晋涵《尔雅、正义》中“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矣”一语，认为宜兴产茶应在西汉或汉前。
5世纪，《桐君录》有“晋陵皆出好茗”的记载，晋陵即今常州，常州辖治之内自古仅宜兴多山产茶。
唐代最为人称道的是陆羽和卢仝。陆羽所著《茶经》为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茶的历史文化及自然科学的茶书。陆羽因避安史之乱而隐居浙西，除在浙江湖州一带隐居外，还到过宜兴。其好友皇甫曾作《送陆鸿渐南山采茶》一诗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磬一声。”卢仝一生爱茶成癖，他的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后由《七碗茶歌》而闻名的称为茶仙。自唐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传唱千年不衰，至今诗家茶人咏到茶时，仍屡屡吟及。其中的一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经常为后世人引用。江阴人周高起在《洞山岕茶系》中说：“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岭阳，遂有茗岭之目。”也有人说卢仝曾隐居于宜兴洞山。
唐代的茶文化名人还有白居易和杜牧。白居易很喜欢茶，自号“别茶人”，当时白居易在苏州做官，夜闻贾常州与崔湖州在顾渚山上的境会亭茶宴时，曾寄诗一首，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童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对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语，特地见楼台。”在白居易和杜牧的诗中均描写了宜兴贡茶的情景。此外唐代的陆希声、皎然、李郢、皇甫冉、李商隐、李九龄、王昌龄都为阳羡茶留下了丰富的茶文化诗句。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四次到过宜兴，留下了“柳絮飞时笋箨斑，风浪二老对开关。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名句。
明代的茶文化名人有周高起、文徵明、唐寅等，都留下了关于阳羡茶及紫砂具的文化作品。明代诗人唐寅《咏阳羡茶》诗中：“清明急插西河柳，谷雨初来阳羡茶。二美四难俱备足，晨鸡欢笑到昏鸦”。贡茶制度给宜兴茶叶带来了空前繁荣，但也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卢仝《七碗茶歌》说：“安知百万亿苍生，随在巅崖受辛苦”。唐代袁高有“阳岭茶未吐，使者牒已频”之句。宋代郭三益《题南岳寺》云：“故与阴森梵帝家，寒泉一勺试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却使山僧怨白蛇”。明代宜兴是江苏茶叶的主产区，张谦德《茶经》：“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姑胥之虎丘天池、常州之阳羡。”《洞山界茶系》中论界茶品质一书记载：“不入品（外山）中有贡茶，即南岳茶，天子所尝，不敢置名。”宜兴的张渚成了当时江苏茶叶的最重要集散地，嘉靖十六年（1537）南京户部给张渚的茶引有3298引即164.9吨，宜兴产茶可观。
清代宜兴茶叶继续发展，清道光年间，宜兴有茶园2929亩。
清末至民国初年，由于印度、锡兰、印尼等国家茶叶所兴起，中国茶叶出口锐减，国内因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宜兴战事不断，土地荒芜，宜兴茶叶随之回落，到光绪六年（1880年）茶园面积只有496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识之士李逢订等人创办起阳羡垦牧公司，建立了经初步设计，有一定规格的茶园。
民国四年（1915年），宜兴戴长卿等人制作的“雨前雀舌”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荣获金奖。
宜兴茶区第一代、第二代名茶阳羡茶、罗介茶在唐明两代空前辉煌，但贡茶制度的缺陷使贡茶跌宕起伏，无法长期稳定发展，被历史风尘湮没，被世人遗忘，到清代宜兴贡茶已失传，茶叶也荒芜殆尽。
1984年，为恢复宜兴茶叶历史盛名，在茶叶界学者张志澄倡议、主持下，根据苏轼“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之句，重新定型、定工艺，于1985年创制成功阳羡雪芽，阳羡雪芽属宜兴第三代名茶代表。
阳羡雪芽自1984年创制以来，为了使阳羡雪芽创制成果加快转化为生产力，加大了技术推广力度，1984－1988年连续5年举办阳羡雪芽炒制培训班和品质评比，加强技术交流，促进生产水平快速提高，形成镇镇生产、场场炒制全市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