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后半叶中俄贸易额达到700-900万卢布，占俄国总贸易额的7-9%，在俄对亚洲的贸易中占据首位，超过60%。从贸易额比例来看，中俄贸易似乎只是在亚洲显得很重要，但如果看看俄国的关税收入，你就明白中俄贸易的分量，为什么俄国会如此重视对华贸易。1760年，俄国贸易关税总额为1154000卢布，其中，对华贸易的关税为238155卢布，占整个关税的20.4%；1775年，俄国贸易关税总额为1170000卢布，其中对华部分为453278卢布，占38.5%。到18世纪中后期，俄国对欧洲的贸易额中至少有几百万卢布，实际是从事转口到恰克图进行易货贸易，俄国人做起欧洲棉毛纺织品的中介业务，两头赚钱还顺带关税收入；加之将西伯利亚皮毛找中国人变现，而不是堆在仓库里腐烂，中俄贸易对于俄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18世纪20年代，清政府清醒意识到商业活动对于稳定蒙古的重要性，取消了商人前往蒙古进行贸易的禁令，鼓励汉族商人前往恰克图边境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开放中俄的边境贸易，对于稳定中国北部疆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晋商代表“大盛魁”，不但为清军包办军需，而且还为蒙古贵族提供财政放贷，最终包揽了蒙古地区的税收。清政府巧妙地通过商业和金融等力量控制了广阔的蒙古草原，稳定了北部边疆。
欧洲各国对华海路贸易于19世纪初由于爆发拿破仑战争而遇到困难。1800年，俄国实施《恰克图贸易条例》（3月15日）和《恰克图海关和商董工作细则》（10月5日）。为了消除国外商号的竞争，未加入俄国国籍的外国商人被禁止以俄方身份在恰克图贸易。外国商品进入恰克图，只能由俄国商人中介转售。对于俄国人而言，在恰克图，除了中国人，没有任何外国商人。俄国虽然进口普鲁士和波兰的呢子作为与中国茶易货的商品，但是，通过条例已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为几十年后的“进口替代”战略，让外国毛织品彻底退出恰克图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卡巴诺夫在《黑龙江问题》一文中也承认，恰克图贸易可以出口俄国那些“无法进入欧洲市场的纺织工业产品，俄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贸易的状况”。
对于俄国而言，茶叶贸易太有利可图了。俄国从茶税上多次进行调整，进一步鼓励茶叶贸易。1842年，新税率进一步减轻了一些种类茶叶的税收。1845年，新海关税进一步降低，同时，发放奖金鼓励俄国棉布向中国出口，直到1851年停止奖励，其他的优惠措施仍保留。其中，每俄磅茶叶应征关税如下：上等绿茶为69戈比（1卢布等于100戈比），普通绿茶为44戈比，红茶为55戈比，茶砖为6戈比。为了保持俄国茶叶价格的稳定，俄政府鼓励商人向西欧等国家再出口中国茶叶，1826年规定，再出口实行退税及多项优惠措施。同时，为了缓解商人资金压力，只要在俄国内销售茶叶，可以在几个月内分期缴纳关税。
十九世纪以来，中俄茶叶贸易快速增长，两国贸易额从微不足道到相当规模，1848年达到约37万普特（约合6万担）的规模。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案》中经典地总结双边贸易特点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800年，它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34%，1825年为87.8%，到1839年已达97%。从1755年到1830年，恰克图中俄贸易额增长了几乎14倍，即从84万卢布提高到1280万卢布。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特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卖出1800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中俄商人在茶叶贸易中都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俄商宁愿在恰克图赔钱卖出呢子等商品，也要及时换回茶叶在俄国内获取高额利润。
正当中俄两国恰克图贸易如火如荼的时候，遥远的广州茶叶贸易更是如日中天。但是，英美等国为了贸易平衡，十八世纪末以来不断加大鸦片输华的力度。在清政府连续颁布的“禁令”下，英美则通过走私不断扩大鸦片的贸易。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清政府被迫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签订了《江宁条约》，从此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拉开帷幕。随后，1851-1864年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则彻底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满清这个“纸老虎”终于露出原型，成为世界列强案上鱼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