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普洱茶发展的鼎盛时期，一时间可谓是普洱茶名重天下。从清代开始，关于普洱茶的交通、管理、制作、品饮、发展、地理等事宜有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云南茶叶无论是产量、制造技术还是贸易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翻开史料，我们可以感受到清代云南茶业的兴旺，尽管当时清政府干涉云南茶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茶叶发展，但清代云南茶业经济仍然呈向上发展的趋势。清代阮福于道光五年在《普洱茶记》中赞叹“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可见普洱茶成为皇室贵族的新宠，收藏品饮普洱茶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清朝时期茶叶经营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朝廷放宽了茶叶控制政策，“茶马互市”的贸易逐步开放到民间。
清乾隆二年（1737年），从巡抚甘国壁入滇的江苏松江人倪蜕撰《滇云历年传》十二卷中记载的史料为基础分析茶农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所受到的剥削和压榨。“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
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短短几百个字，茶农的艰辛和无奈跃然纸上。茶农遭受到来自政府及官僚的欺压，政府设总茶店在思茅，命令茶户将茶运送到总店才给茶款，偏远的茶山距思茅千余里，食宿交通自理，对茶农来说，往来十分困苦。官方还缺斤少两的计算给自己增加利益，欺压茶农。之前茶商可以先付款后收购茶叶，达到通融得济，而官民交易，无任何通融条件，官府只管收茶叶，不重视茶叶的再生产和茶农的困难。这样的交易和管理方式压抑了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
清《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志》记载“普洱府。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治之普洱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又设同知驻所属之攸乐，通判驻所之思茅。”“思茅厅，乾隆元年裁通判，移攸乐同知驻其地，名思茅厅。山则白马、孔明，皆距城数百里，高千百仞，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境，产茶、备土之贡。”史料记载说明了普洱府是当地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叶经过加工制作，上贡朝廷和运往各地。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视为朝廷进贡珍品，普洱贡茶的采办具有严格的规定和操作程序，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张泓撰《滇南新语》中对普洱贡茶的制作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述，并印证了白银已成为清代云南茶叶交易的主要货币形式。“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似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成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
史料记录下了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