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范和钧先生创办的佛海茶厂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停产。新中国成立后，佛海茶厂由人民政府接管。而之后茶厂的重建，以及勐海茶产业的振兴，都与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勐海茶厂的第一任厂长唐庆阳先生。如今勐海茶厂大门的厂名，即为唐先生亲书。
1951年7月，唐庆阳受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派遣，到思普茶区作调查，作恢复佛海茶厂的前期准备工作。唐先生在勐海通过两个月的艰辛调查，掌握了实际情况，在当地政府和他的支持下，1951年9月，向云南省茶叶公司呈报了关于佛海茶厂复厂的报告，两个月后的1951年11月，云南省公司批准佛海茶厂恢复生产。1953年因佛海县更名为勐海县，佛海茶厂也更名为勐海茶厂。
重建茶厂的困难似乎并不比新建一个茶厂小。曾经走访过勐海茶厂老工人的吴坤雄先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老工人说，当时的佛海茶厂完全可以用‘凄凉’二字来形容。厂院杂草丛生，有些野兔还在其中筑起窝来。厂房因长期失修而破旧不堪，设备因屡遭匪盗抢窃而残缺不全。唐先生毫不气馁，他带领工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于1954年恢复了原料加工，使茶厂又运作起来。”
解放初，勐海茶厂的主要工作就是恢复、扶持茶农垦复茶园，发展生产。在制茶方面，除了与私人茶庄合作生产数量有限的成品“红印”、“绿印”外，侧重点则在整个西双版纳范围内收购和向外调运毛茶为主。1954年，唐庆阳领导勐海茶厂逐渐转入成品茶生产，压制工序属手工艺制作，得以把普洱茶诸多原始制作工艺传承下来。这也是唐先生对普洱茶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1958年，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唐先生亲自选新厂址，把佛海茶厂搬迁到新茶路一号，即现在的勐海茶厂。茶厂职工在唐的带领下，白天制茶，早晚开采石头，烧红砖，削山头，或上山伐木，或自制土坯，自力更生，历尽辛苦，建成了一座年产5万担的新茶厂。
新茶厂建成，除生产常规性普洱茶外，还引进红茶技术人员，开始生产工夫红茶和分级红碎茶。唐先生对“滇红”的制作卓有贡献，他积极参加全国12家省级制茶行业专家在勐海茶厂成立的《分级红茶科学实验组》，对分级红茶的生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外出学习红茶制作经验，制定了“分级红茶技术操作报告”，规范了红茶生产工艺，使得勐海茶厂生产的红碎茶品质达到全国最高水平，促成了全国红碎茶生产现场会在勐海茶厂召开。60年代，红碎茶优良品种“501”、“502”在勐海茶厂研制成功并投产，于国际市场受到广泛好评，同时也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1963年，勐海茶厂研制出白眉茶；1981年勐海茶厂首个国家级大奖产品“南糯白毫”研制成功；1982年，66岁高龄的唐先生翻山越岭，最终亲手发掘整理出勐宋那卡“竹筒香茶”。南糯茶山与勐宋茶山那卡寨也由此名声大振，成为公认的好茶故乡。
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阶段勐海茶厂非常注重技术革新，大大小小成果不计其数。包括紧茶丝杆压茶机、红茶精制吸尘设备等，都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由厂里技术人员及职工自行设计、制作、安装和投入使用。
相比起上述成就，上世纪70年代现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工艺试验在勐海茶厂获得成功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开创了普洱熟茶的广阔市场，对今天仍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庆阳先生早年多次到广西、湖南学习黑茶制作经验，上世纪70年代勐海茶厂又派出曹振兴、邹炳良、侯三、蔡玉德、刀占刚到广东学习“发水茶”的制作方法。1973年，邹炳良与时任昆明茶厂厂长的吴启英等人组成普洱茶渥堆发酵技术攻关小组，通过反复的实验，取得了普洱茶人工发酵的成功，初步研究探索出了在勐海这个低纬度高海拔气候环境下，普洱茶渥堆发醇的工艺过程，参与撰写了第一套关于普洱茶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的教材，进而持续进行普洱熟茶规范化、标准化的定型生产的实践探索。
经过反复试验，勐海茶厂终于把“云南青”制成了“普洱茶”，掌握了人工后发酵工艺，普洱茶加工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时至今日，勐海茶厂的普洱熟茶制作技术和品质，仍然代表着业界的最高标准。
唐先生让勐海茶厂声名鹊起，在其任上，勐海茶厂经历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并在规模、产品、工艺等方面逐步确立了其在业界无可替代的地位。1989年，“大益”商标正式注册并使用，为茶厂乃至未来集团的品牌蓝图勾绘出开创性的一笔。在这段时间中，以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勐海茶人的涌现，对云南乃至中国茶产业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正如詹英佩在书中所写：“唐庆阳先生1938年来云南，为云南的茶业躬身奋斗了56年，从俊逸青年到满头白发，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智都付给了云南茶业，‘滇红’有他的心血，藏销紧茶有他的操劳，七子饼茶在他的主持下恢复制作，发酵普洱茶在他当厂长时开始生产，他是云南现代化制茶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