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途经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中国的茶文化就是通过此路传遍世界各地的。由于主要经营者是山西商人，所以也称为“晋商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的由来及发展
俄国饮茶风尚的形成
17世纪初期
中国的茶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中俄两国贸易的开展，茶叶经由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据史料记载，茶叶第一次走进俄罗斯是被作为皇室礼品的形式，由此足见茶叶在古时候的珍贵性。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路程，将茶叶赠送给俄国沙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并未引起重视。
公元1638年
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
直到18世纪50年代
武夷茶产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而且，俄罗斯比较寒冷，蔬菜缺乏，相对而言吃肉比较多，武夷茶发酵度比较高，咖啡碱（咖啡因）、茶多酚比较高，有利于俄罗斯人的饮食消化，也有利于提高人体需要的热量，饮茶逐渐成为俄国风尚。
“万里茶道”的开辟
山西的地理位置“极临北边”，北靠广阔的蒙古草原，南接中州，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以下简称晋商）的商贸活动历来十分活跃。清康熙时起，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为清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给养，取得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大量做起了以货易货的草原生意，以烟茶粮棉、盐铁制品换取毛皮牲畜。
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俄罗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晋商在长期的草原边贸活动中了解到蒙古、俄罗斯各民族“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对茶叶有巨大的需求，开始做起了茶叶生意。
清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俄的贸易壁垒，双方同意在恰克图中方一侧建买卖城，开始大规模的茶叶贸易。早就在张家口做草原生意的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以超常的胆识和魄力，和其他晋商一道开始了开拓“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常万达联手下梅邹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在下梅设茶庄，精选、收购茶叶，建厂制茶，建立了稳定的茶叶生产基地。
同时，还与沿途的经销商和船帮、车帮、驼帮精诚合作，由下梅茶市为起点，通过梅溪水路汇运岩茶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佣当地工匠千余人，用车马将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治今铅山县河口镇），再由船帮改为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km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的变迁
万里茶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路线：雍正、乾隆朝（1723—1795），晋商将闽北茶叶先集中到武夷山下梅村，至汉口装船至恰克图。
起点两湖地区
后期路线：咸丰朝
（1851—1861），改以两湖就地加工茶砖，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出口。
1、前期
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兴盛一时，下梅，由于该村在梅溪下游，故名。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下梅村中央有条人工运河当溪，有8个码头，装卸繁忙。当溪的水面宽不过8m，长1000m，自公元1680年开通后就被当作一条水运通道，四方商贾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贸活动。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述：“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这段时期的茶路不仅带动了沿途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国际贸易交流和文化的发展。多数茶商与各地经常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之间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此外，万里茶道还推动了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以及与其他产品互市互换的发展。
现今的下梅村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30多幢。这些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的古民居建筑群，清代茶市风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万里茶道历史见证的下梅村，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游人的观光。
2、后期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福建茶区遭受兵燹，茶路一度中断，但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需求未减。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水运更加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边的安化和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羊楼洞，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纬30°，有利于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水质，这种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叶质量优良。
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运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500km，运费大大降低。由陆水湖运往汉口集中，再从襄河运到樊城，登上陆地后改用畜驮，经河南、山西进入内蒙古，再换上驮队，在沙漠行走1000km，到达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继而，俄商将其贩卖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同时，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俄商也开始直接深入中国内地采购、制作、贩运茶叶。
1863年
俄国商人也来汉口和羊楼洞开设茶厂，羊楼洞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商业繁荣，人口有3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茶厂采用工业化机器制造砖茶，俄商没有走晋商取道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线路途漫长而艰险，路上耗费的时间长，成本高，他们改走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汉口顺流而下到上海，再北上天津，从紫竹林登陆走海河，到北京东南的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区），将砖茶再通过1400km的张库大道，北上300km至恰克图，从路程和时间上比晋商的运茶路线节省了许多。相比之下，俄商制造出的茶叶物美价廉，运输成本低，因而垄断了茶叶的对外贸易，也抢了晋商们的生意。
19世纪后半叶
随着海上路线的开通、边界口岸的增多和天津港的对外开放，通过张家口运往库伦、恰克图的货物逐渐减少。
1903年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输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口，进一步夺去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运输业务，彻底改变了“万里茶道”的格局。俄国的茶商不再走汉口—襄阳—赊店（治今河南社旗赊店镇）—晋中—归化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的路线，而选择了汉口—上海—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圣彼得堡的路线，此后传统的“万里茶道”逐渐衰落。
“万里茶道”在经历200余年的辉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首先，客观上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俄蒙社会的变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又使在蒙俄的晋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经长江出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运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茶叶的运输成本，“万里茶道”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再次，俄商在华的机械制茶（仅在汉口就开设六家机制茶砖厂）效率远远高于手工制茶。此外，南亚（印度、锡兰等）茶叶的竞争也对华茶形成巨大的压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商面对困境，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应是晋商衰败及万里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来源于：复旦大学出版社，作者：张渤、侯大伟，知识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