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发生一次巨大而深远的转型，私营经济逐步放开，国企改革稳步推进，“企业有活力，国家有财力，个人有动力”，成为了全国改革的主旋律。
不过，归口贸易系统，体制属中央地方双重领导的省茶司，受旧时计划思维影响依然颇深，不仅出口上行政程序的惯性依旧，制度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些清闲的云南省茶司部门职工，靠着大锅饭和铁饭碗混日子。
不过，就在众人“一张报纸一杯茶，吹牛谈天一整天”之时，一场异常彻底，声势浩大的大变革即将来临，这就是普洱茶产业影响最深远事件之一的——省茶司改革。
面目一新的省茶司
第一次变革出现在1991年11月11日，为规范公司名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要求总公司所属的12个省、市茶叶口岸公司按规范名称更名，由此，“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更名为“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
这次更名，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没什么影响，应客户需求，出口的“云南七子饼茶”绵纸上的公司名称也未变更，但却折射出了管理权限的变化，“省”与“分”的去除，弱化省茶司的地方属性，强调各省茶司只是总茶司的下属单位，也为日后省茶司与分属地方的云南茶苑集团对峙多年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变革出现在邓公南巡后，这也是真正影响到普洱茶产业的一次大改革，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国企如何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如何打破铁饭碗、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等成为了全国热议的问题，市场开始全面发展，经济极为活跃，而省茶司也决心变革。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和酝酿，省茶司宣布完全改组原有部门，除部分承担核心保障职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全部打散，三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合成一个新部门，负责人成为模拟法人。
部门职能上充分放权，实行部门承包责任制，各部门之间可以自行生产、收购、品控、内销、出口，收入分配上，上班时间也打破了过去的8小时工作制，由职工自行商定休息时间。
职员收入上多劳多得，各部门创收所得，在按比例上缴公司后，即可自由分配给部门内成员，同时也要自负盈亏，公司只提供需要偿还的初始资金，人员工资、水电伙食都会纳入成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甚至可以选择面积更大的办公室，没有部门要的职工则按待岗处理，只发放基本生活费。
在短暂的混乱后，公司内人员迅速重组，一时间涌现出18个大的业务部门，而三五成群的小部门则多达70多个，每个部门都可以自主经营业务，省茶司的业务面一下子就拓展开来，初步具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普洱茶部的数次变革
为了创收，那几年的省茶司职工充分利用部门优势，承接的业务那叫一个五花八门，比如原包装科职工除了绘制茶品包装外，还接过外部的药品包装，广告设计等业务，比如富华公司职工因为位于经济前沿的深圳，经营过椰汁、矿泉水、雀巢咖啡等众多品类，再比如一些有外贸渠道和资源客户的职工，自行生产了一批批高端外贸级茶品，出口到欧洲、日本、韩国等海外地区。
图片2002年金帆S272盒装散茶，出口欧洲茶品，
相较于其他部门，主管普洱茶的原特种茶部职工面临的压力则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当时主销区香港市场都是少量多次的订货，等这批茶叶消耗完了才会来电要求再发一批，而考虑到生产周期和规模效应，茶厂又是大量少次地生产，多的货就先放在仓库，再加上生产的滞后性，以及部分熟茶需要存放散去堆味等原因，很多货都压在仓库里了。
由于历年来的库存积压，特种茶部每年都需要向公司上缴茶叶库存价值的10%，作为资金占用费，再加上银行利息、人员工资、经营成本等各项开支，是典型的重资产经营模式。
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收款周期，当时做外贸都是先进货，再出口，茶叶到货后，通过当地银行向进口方银行委托收款，收款形式有即期信用证收款、远期信用证收款、托收收款等等，如果订货商没有及时付款，库存茶叶所占用的资金压力就会更大。
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特种茶部的经营效果一直不太理想，于是在1996年，省茶司对普洱茶的经营进行了第三次变革，原特种茶部改为“普洱茶部”，后来又分出一部和二部，而公司则继续专管最核心的销法沱业务，沱茶业务也从特种茶部分列出来，由昌金强任沱茶部经理，红茶、绿茶、普洱茶则全部放开。
时代浪潮下的茶厂与茶商
生产端的大变革，也影响到了市场端，由于职权放开，各部门都能到茶厂采购普洱茶，也都能到海外市场找客户下单，港澳头盘商制度顷刻瓦解，南天公司在得知无法保证茶叶专供后，也不再继续下单，再加上香港回归前夕的移民潮，出现了大茶庄抛售老茶库存等情况，一时间香港普洱茶市场大乱，众多老茶货源发生转移。
不过，混乱终究是暂时的，经过数年的摸索与调整，到1998年左右，省茶司改革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完成改革的省茶司，在全国12个中茶分公司和云南省15个外贸进出口公司都名列前茅。
此时，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也已初具雏形，只要你带着预算和意愿来到省茶司，就有人能带你找到茶厂和原料，定制出属于自己的茶品，一时间，港台茶商、福建茶商、广东茶商，乃至东南亚茶人，韩国茶人都通过省茶司旗下的各个部门定制茶品。
与此同时，原先的普洱茶定点生产企业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省茶司就将这些订单分散到众多茶厂，也刺激原先的几大国营茶厂转变经营策略。
其中，效益低下的昆明茶厂，从地价昂贵的老螺蛳湾市场附近搬到市郊的十里铺，由原昆明茶厂审评科长带领部分旧员工继续生产，其他员工或转职，或改行，不复昔日繁荣。
而本应破产倒闭的勐海茶厂，则在阮殿蓉厂长的带领下起死回生；下关茶厂则依然是国家指定的定点边销茶生产企业，业务短暂低迷后就迅速崛起，成为当时的茶企龙头。
茶叶市场变天，诸茶企曲折求生存，巧合之下，原大渡岗茶厂供销科副科长陈世怀与富华业务员太俊林合伙创业，在易武建立昌泰茶行，首批茶品即为99易昌号，而为台湾茶人定制易武茶的芳村茶人叶炳怀，遇到了正寻求来料加工业务，缓解茶厂资金困难的勐海茶厂厂长阮殿蓉女士，开启了勐海茶厂来料加工茶历史。
到2002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吹起一股普洱热，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普洱茶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投资品，省茶司更是门庭若市，订单量直接爆满，面对这些海量订单，省茶司只好授权给许多小茶厂生产。
这些茶品，大多使用最经典的“云南七子饼茶”包装，但内飞上大多没有茶厂名称，而是“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或者是八中茶标，有些茶商的定制茶还有差异化需求，比如要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红金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
混沌未明的市场，五花八门的定制茶，真假难辨的八中茶，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茶品一棒子打死，而真相其实是茶叶总体产量大增下，劣茶的数量自然也会随比例一并增加。
而且，并不是说这一时期没有好茶，正相反，很多定制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厂货，只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不被看好，后来才被市场发掘，如99易昌号，99大渡岗，以及勐海茶厂来料加工时期的很多定制茶都是很好的例子。
回顾这段历史，90年代定制茶品大量涌现的黄金时代，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港台市场对普洱茶的旺盛需求，更离不开富华公司的牵桥搭线、各地茶人的制茶心愿、以及省茶司的充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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