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茶叶生产
茶叶，是灌县（1988年更名为都江堰市）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主要特产之一。唐代时陆羽所著《茶经》和毛文锡所著《茶谱》就有称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从生产到收购，由私营为主改为以国营为主。
1950年，国家规定茶叶由公司销售，国家经销65%，私商经销35%。1953年后，私商经营逐年下降，到1956年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茶叶全由国家经营。
1958年，在灌县茶区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摇钱树，栽满山，遍地黄金堆如山，要叫荒山变丛林，要叫茶区人民幸福的歌儿永远唱不完。
至今，这首歌谣还能唤起我们同时代人的记忆。
1958年，灌县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茶叶生产战线上，同粮食、钢铁一样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县范围内的山地和沿山公社大搞高标准茶园；创办国营茶场和社队集体茶场，建立一批茶业生产基地；开办茶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学制2年），培养茶业技术人才。
1958年春，灌县县委提出茶叶增产3成5指标时，就有人感到没有把握，抱着和往年一样的无所谓态度，能干多少算多少。3月，根据全国茶叶会议和温江地委现场会议精神，把茶叶增产指标提到5成后，各种争论就开始了。有的说“茶叶采得凶，基肥施得少，5成全是空”。有的说：“茶树头吃土、尾吃露，它要长多少，谁也不知道”。因此，计划贯彻不下去。春茶结束后，灌县县委在中兴公社召开了茶叶生产会议，向全县山地区、丘陵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茶叶翻一番，争取上北京”的新奋斗目标，并开展学福鼎、赶黄冈和舒城的竞赛运动，把茶叶生产推向新的高潮。当年，全县茶园虫害蔓延成灾，受害面积达6500多亩，占茶园面积60%以上。为防止虫害蔓延，每个农业社不仅组织除虫突击队，用农药扑灭虫害，或大摆“火鐤阵”，火葬茶毛虫，而且把采茶妇女组成了情报网，哪里发生虫害，妇女马上报告，突击队立即围剿，做到虫害发生在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
由于茶园一改过去粗放的做法，精工细作，茶园里没杂草，农家肥、化肥一起上，施肥量为历年最多。以前茶叶生产是头春旺，二春、三春赶不上。1958年这一年，茶林四处茂，变成了三春赶二春；往年采茶到“霜降”，这一年“小雪”还在采茶忙。
1958年9月到1961年7月，灌县先后遭遇三次自然灾害。一是1958年9月4日岷江发生大洪水（流量为3420立方米/秒），二是1960年8月13日的大暴雨，三是1961年夏季的持续洪水。此后，1964年岷江又发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6450立方米/秒。当年，灌县虽然先后遭受几次洪涝灾害，但茶叶生产依然获得了好收成。
向峨公社茶树漫山遍野，茶叶产量历来位居全县产茶区第三位。1949年全年产茶278.3担（每担100斤），其中细茶32.15担，产茶地分布在七间房（龙竹大队）、木皮房（石瓮大队）、茶园坪（棋盘大队）、易家沟（月耳大队）、大坪（花龙大队）、苏麻地（鹿池大队）等地，主产青毛茶。1956年，全乡收茶578.9担，创历史最高生产水平。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茶业归公社所有，实行集体交售、国家收购、给予奖励的政策。
《向峨乡志》记载，由于“大跃进”和极“左”错误逐渐严重，“五风”泛滥，强调大兵团作战，挫伤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叶生产遭到一定的损失。1959年，向峨公社茶叶产量比历史最高生产水平的1956年下降30%。1961年体制下放，由于纠正了“五风”，向峨公社茶叶生产由生产队经营管理，但茶叶产量始终徘徊在300—400担之间。
向峨公社茶叶产量下降，也许只是一个个案。翻开灌县、彭县（1993年撤销，设立县级彭州市）、崇庆（1994年撤销，设立县级崇州市）、大邑、北川（2003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县的县志、乡镇志，不难看出“大跃进”期间，茶叶生产普遍不同程度地都相继出现了增产增收的大好局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向峨一山之隔的虹口，茶叶生产却是另外一番“高产”景象。1962年元旦刚过，虹口公社党委宣布4大队（高原大队）依靠种茶收入，实现了由穷队到富队的转变。
虹口是灌县细茶和边茶的主产区，民国时期年产细茶400担，粗茶2000担以上。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虹口有老式茶园800余亩，新式茶园1400余亩。虹口公社4大队，位于灌县西北部海拔800多公尺的高山地带。这里土质瘦薄，气候寒冷，曾是一个有名的穷队。1961年，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虹口4大队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夺得茶叶连续三年大丰收，由穷队一跃成为富队。
当年，虹口4大队共有4个生产队，132户535人，评级劳力293个。全大队土地有熟地面积824亩，火地面积396亩，土地内有茶的面积占620亩，共有茶园200亩左右，细茶产量1958年48担，1959年43担，1960年100担，1961年108担。1961年的产量占1958年的224.6%，占1959年的174.6%，占1960年的108.5%，亩产由1958年平均单产80斤，1961年平均单产61.5斤，提高71.6%，产值1961年达10393元，占1958年产值3085元的337%。质量方面，1958年没有一级茶，二级茶叶仅有100斤左右，平均单价49元。1960年卖给国家一级花茶500多斤，三级以上茶叶占56%，平均单价75元。1961年仅售给国家一级花茶达1978斤，占全年收购类的19.1%，平均单价也达到78元，社员收入也由1959年每户平均38.20元，上升到78.74元。
虹口4大队茶叶收入占全大队农村副业收入的比重很大，全年茶叶收入占90%以上，维护了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到1961年底，这个大队在银行的存款达1万多元，个别农户存款达1千元以上。为此，社员群众歌颂道：
“迈大步，登天堂，高原穷队变富队，男女老少喜洋洋。仓中粮食满，四季茶叶香，吃不完来用不尽，党的恩情似海深。”
1962年1月16日，虹口公社党委以《茶叶生产的红旗》为题，向全县介绍了4大队茶叶获得连续三年大丰收，实现由穷队变富队的基本经验。一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坚持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是妥善处理了小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三是组织领导方面，在灌县县委和虹口公社党委正确领导下，大队党支部自始至终都抓紧了思想教育工作，并加强了对茶叶工作的领导。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虹口公社4大队十分注重茶叶生产管理，大队与生产队之间都建立了责任制度——
在茶园管理上，大队将茶树随着土地划归生产队经营，努力固定到队使用，规定了粮茶工分一起计算的办法，以适应粮茶间作的特点。这样，既管粮又管茶，又省工省事。对成片集中的高产茶园，大队实行专门派工管理、单独计工的办法，并间作粮食、豆类、薯类作物，增加粮食产量，做到粮茶相互促进，达到高产丰收。
在采茶劳力安排上，除抽出技术熟练的采茶能手大量培训采茶人员外，还组织十姊妹等季节性采茶能手专业队（她们采茶的日工效平均在40斤以上，最高者采摘鲜叶90余斤），由大队统一领导和生产队集体负责相结合，进行季节性的经常采茶，做到先发先采，保证茶叶及时下树。在茶叶大批下树专业队不能负担时，就采取群众突击和校外劳力，与社员、学生利用工余、课余采茶，在农忙时期专业队又实行突击农业生产（互相换工支援，时间半天或1—3天不等）。同时，在农活上采取提早挖冬地，多种早玉米错开农时，减少逗工压力。由于合理安排劳力，不仅解决了从来认为不能解决粮茶逗工的矛盾，而且实现了自力更生，不靠外援。
在生产投资上，茶叶用肥分别性质，实施不同的办法。商品肥由大队统一购买交给生产队使用，农家肥由大队在布置积肥造肥时，一并布置茶肥任务，由生产队自己积自己用，大队根据施肥数量和质量好坏，折价付款。
在收益分配上，粗细茶采取两种办法。细茶收入如实上缴大队，粗茶收入采取提成办法，60%上缴大队，40%给生产队。
在积极性调动上，生产队对社员群众，坚持政治挂帅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评级劳力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采茶定额根据不同季节和茶类分别制定：定额内评工记分，超额部分给予现金奖励，细茶每斤奖励4分，粗茶每斤奖励1分，等外级人员和社员、学生工余课余采茶，一律当天现金付酬，不计定额，细茶每斤付现金3到5分，粗茶每斤付现金1分。
在茶叶初制加工上，不仅采用了水力采机制茶，大大节约了劳动力，还实行“定额管理，超额给奖”与“不做隔夜茶”的生产责任制度。制茶人员每制一担干茶定为5个劳动日，所制干茶达到质量者给予奖励。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区分情况给予教育或赔偿。由于贯彻了“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高原茶叶生产。
“大跃进”期间，虹口公社4大队（高原大队）茶叶的高产丰收，在当年不算离谱，应该说比较靠谱，或者说没有过分浮夸虚报产量、收入。当然，笔者这样说，并非想肯定“大跃进”的“浮夸风”，虹口4大队依靠种植茶叶由穷变富，不能不说是“大跃进”时期少有的靠谱的茶叶生产实践与茶农增产增收案例。
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的成立
灌县的茶叶，主要包括边茶、细茶，历来都主要依靠私商经营。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四大茶号”几乎垄断了灌县的边茶销售。《灌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川帮兴起，走松潘大路（灌松古道）的有裕国祥、利民、祥福、康民、庆福等茶号；也有走理番小路（汶马古道）的恶友恒丰久、德厚长、昌隆永、辰丰云等茶号；走青城后山牛头山小西路（灌县泰安三江水磨耿达一线）前往懋功（现小金县）、丹巴、扶边（现小金县扶边乡）、崇化（现金川县安宁乡，最早的名字叫葛尔拉依，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两征金川，取胜后改名为崇化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叫安宁）、绥靖（今金川县）等地的茶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灌县边茶总销量大致在5000担左右，销量最高的年份大约一万担。1956年后，茶叶销售通规国营，常年销量在4000担左右；1955年为最高，达到8800担；1964年最低，只有1400担。
民国时期，灌县经营细茶的主要有大同春、大同庆、复兴、清和、雷远记等茶号，年总销量1400担左右。1950年开始，私人经营日渐减少。1956年，统归国营经营。经营单位先后有灌县茶厂、灌县土产公司、灌县农产品采购局、灌县联社、灌县供销社、灌县外贸站（公司）、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等。常年销售细茶1000多担，1956年最高，为2350担。
1980年8月27日，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联合向当时的灌县革命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的报告》及《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
改革开放初期，灌县茶叶生产和管理的大致情况是：当时全县拥有茶园面积1.1万亩，其中1974年以来新开辟的茶园0.8万亩。1979年全县能生产粗细茶5100担，其中，细茶1500担左右，全年茶叶总收入大约20万元。
由于茶园管理水平较低，又没有常年性的专业组织，高杆作物也进入茶梯，因而茶园单产低。茶园肥培管理跟不说，投产迟缓。细茶平均亩产不到40斤，与全国平均亩产86斤相比差一倍多。那时，茶叶经营环节也多，费用开支大，种茶社队收入少，不利于调动广大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场也严重短缺资金，没有一个新茶园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茶场劳动力组合较差，鲜茶采摘不及时、不标准，制成的毛茶质量低。
为搞活农村经济，加快发展茶叶生产，增加出口货源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联合建议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按照《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从茶叶生产、收购、加工销售，都由公司经营，形成农工商一条龙，缩减经营环节。把工商环节的利润返还部分给参加联营的种茶单位，进一步调动种茶社队的积极性。认真加强茶园的肥培管理，有计划地扶持茶叶生产，力争在1985年总产粗细茶10000担，为1979年的2倍左右，其中细茶6000担，为1979年的4倍左右，茶叶总收入100万元，为1979年的5倍左右。
《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还规定，参加联营公社的种茶单位，有享受公社提供的无息贷款，扶持茶叶生产的权利。扶持费每项在2000元一下由公司掌握开支，2000元以上报上级审批。查阅联营公司年终所得联营的利润，只留30%作为扶持生产、扩大发展生产开支，利润的70%，按照交茶金额，返还给参加联营的交茶单位。茶叶联营发生的亏损由国营单位负责。该章程还对细茶内部结算价、粗茶内部结算价、茶叶鲜叶收购价和运杂费的计算等，作了详细列表说明。
1980年8月30日，灌县革命委员会以灌革发（80）126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同意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报告的通知》。9月，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公司设在灌县解放桥外，安装了3部手摇电话（127、552、441）方便开展收购和贸易工作。
1980年9月到1982年12月，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具体指导下，首先抓了40个重点茶园，面积约3700亩，茶叶产量以30—50%的幅度上升，个别茶园甚至成倍增长。这个时期，不仅集体茶园有所发展，社员私人种植的小茶园也开始兴起。
茶叶联营公司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在工作实践中，该公司首先从生产出发，帮助茶农种好茶、管好茶，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又为消费者着想，满足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满意。公司既以销定产，又以产扩大销路，不搞闭关自守，取得了普洱茶出口闯新路、青城雪芽品质名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崎，男，57岁，四川省都江堰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红色旅游网专栏作家。四川省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员，四川省关工委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团宣讲员，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都江堰市长征书院院长，都江堰市党史研究室特约撰稿人，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资深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红军长征历史、地下党历史、灌区水利历史、剿匪平叛历史、“大跃进”历史、防灾减灾历史等。著有《一个人的长征》《寻找中国红》《追梦》《寻梦红飘带》《震撼—感动—奋起》，参与编撰《中国共产党都江堰市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个人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红色教育、红色旅游、地方党史论文或研讨文章，多次在全国性、全省性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获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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