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贵族的身份——“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珍贵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到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有学者等），都会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的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那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
①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②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③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嘎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茶膏26匣。
这个茶膏就是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些茶膏是什么样的，只能根据目录上的片言只语知道这些普洱茶膏都是用木匣盛装的。而用木匣承装的一定是整块的膏体，如果是散块的可用瓷瓶包装，因为瓷器也是中国的“国粹”。我们今天在中国故宫博物院里可见到一种“人参膏”，它就是瓷瓶包装的，里面是长条状一个个散块。瓷瓶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釉面的外表恰恰代表皇宫专属的色彩，是典型官窑的作品。普洱茶膏没有采用瓷瓶，而是木匣，目的是要展示整块茶膏的魅力。我们可以猜想，那上面一定有精美的图案，因为截至今天，能在整块茶膏上压制精美图案的也是非常难办的。纵观科技发达的今天，云南有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和个人多达几十个，但真正能制成整块带精美图案的仅一两家企业而已。
至于有人说，那批最早馈赠给英国使团的普洱茶膏，因当时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至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想，或者说是“浪漫的神往”。因为大英博物馆早已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只要藏品存在，从咨询处的电脑上一查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戏说”的成分。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的皇帝依旧是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到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有关。因为中医药倡导的是“治未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与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
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问题。
扁鹊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人，也是尽人皆知的神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扁鹊的两个哥哥也颇懂医理。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我的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的时候，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反而觉得他的治疗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的时候，看上去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我们乡里流传。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已经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让人昏迷，做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大手术，自然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远远大于我的两位哥哥。”文王叹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典故实际上说的是“治病观”。它的意思是说，医术最高的人不是药到病除的人，而是能在病发前把病铲除的人！这与西方的医学有很大不同。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了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之中。
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如《本草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茶膏功效中，经常引用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需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饮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的功能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
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有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