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走到那里，白晃晃的灯光耀人眼目。当时的南糯山茶厂有从英国克虏伯市进口的揉茶机、烘茶机、切茶机和分筛机，都是先从印度加尔各达海运到缅甸。
嵯峨逶迤的南糯山，被森林涂满了深深浅浅的绿色。当地的土著——僾尼人刀耕火种的谷地又为南糯山抹上了褐红的油彩。一簇簇热带兰花从树叶中跳出来，蝴蝶般在风中飞舞。从山谷缓缓升起的轻盈雾霭，令一切变得朦胧而富有动感。澎湃的林涛和清脆的鸟鸣，渲染着神秘的气氛。山头上的那片茶园，像一个露天剧场，不分昼夜地演出着无头无尾、或悲或喜的戏剧。
1954年夏天，在这里上演的是一场决斗。决斗的双方一方是野猪，一方是豹子。野猪盘踞着一块空地，豹子凭借灵巧的躯体迂回包抄，伺机偷袭。当败者流尽鲜血，胜者扬长而去，观战多时的佛海茶叶实验场职工才前来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的佛海茶叶试验场，十多名科技人员大多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住在山顶上一幢“大房子”里。“大房子”是两层的楼房，砖柱瓦顶土坯墙，墙上有枪眼，黑洞洞地像是“大房子”的眼睛。“大房子”周围是等高种植、排列成行、修剪定型的茶树，据说这是云南省最早的现代茶园。茶叶试验场的许多科研项目都是在这片茶园里进行的。
“大房子”和这片茶园都是白孟愚先生留下的。白孟愚是云南个旧人，1939年，他来到南糯山种植茶园、创办茶厂，为云南茶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传说他蓄着山羊胡子，穿着对襟衣服，平时住在曼真，每每夜间骑马来到南糯山，前有人牵马提灯，后有若干保镖。不论走到那里，白晃晃的灯光耀人眼目。当时的南糯山茶厂有从英国克虏伯市进口的揉茶机、烘茶机、切茶机和分筛机，都是先从印度加尔各达海运到缅甸
仰光，然后再到缅甸景栋。从缅甸景栋到南糯山，全靠牛车拉。一辆牛车三头牛，同时配备十几个精壮汉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天只能走两里多路。从景栋到南糯山，足足走了半年多，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
进入20世纪50年代，交通的状况并无多少改变。茶叶试验场的科技人员到全省各地调查研究，大多要靠步行，背着背包和步枪(当时边疆形势复杂，干部都配有步枪)，住在老乡家里，经常受到跳蚤和老鼠的袭击，返回时还要背着沉重的标本箱。劳动的强度令人难以想象，可是物资却很贫乏，食堂一个多月才能打一次牙祭(吃肉)，平时要么吃山茅野菜，要么吃“死人打架”——斗尸(豆豉)。医疗条件也极差，人们受到疾病的严重威胁，最可怕的是所谓“瘴气”和“打摆子”，一旦被传染上便无药可救。
但是，艰苦的环境并不缺乏爱情，我的父亲肖时英、母亲张木兰为了共同的事业理想，由相目互爱慕到组成家庭，给了我生命。
我出生的那一天，阵阵腰痛让母亲撕心裂肺。父亲提着马灯，背着步枪，冒雨走了十里崎岖山路，请来医生接生。当我的第一声啼哭伴着沙沙夜雨终于来临，父亲有感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诗句，给我取名“夜雨”。
从此，父母背着我，主持开展了茶杆育苗、茶树扦插、茶树嫁接、科学采摘以及无性系良种选育等试验，从而为大叶种茶树新品种选育和繁殖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外婆来到南糯山之后，我父母终于不用背着我上下班了。记得每过十来天，我外婆就要拿着棍子在茶园里东赶赶、西赶赶，每次都会有母鸡从草丛中惊叫着跑出来。这时外婆就会去草丛中仔细察看，有时会找到一窝鸡蛋，有时会找到一窝小鸡。原来，母亲生我时，父亲曾到勐海买来几只鸡，母亲却把它们放养在茶园里，于是母鸡就在茶园中繁衍生患。
昆洛公路修通后不久，父母随茶叶试验场先期搬到了勐海曼真。我离开南糯山那天、外婆背着我来到流沙河边的公路上搭车，可是没人愿意搭载我们。远看太阳就要落山，流沙河边没村没店，正当我们进退两难之际，远处尘土飞扬地开来一辆货车。外婆把我放在路旁，她却兀自颠着一双小脚走到路中间，伸开双手强行拦停了汽车，我们这才去了勐海。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如今“大房子”早已坍塌，那有着8OO余年树龄的茶工树也已经灰飞烟灭；可是，“南糯山”早巳成为普洱茶的名山，从南糯山茶园优良单株中选育出来的云抗10号已经成为云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良种。
普洱茶经历了又一个轮回，山外的世界有数不清的精彩；而南糯山——依然在似梦非梦的历史背景下，在那片亦幻亦真的茶园里，默默演绎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不管人来人往，不论潮起潮落。
如果说我的血液中有求生的本能，有竞争的欲望，有吃苦的韧性．那都是亩糯山的馈赠。南糯山的精神，注定要伴我一生，令我终生受用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