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历史故事：乾利贞商号之富氏家族-茶友网

深谷有幽兰，灵山出佳茗。谈到云南古“六大茶山”，谈到倚邦、易武，谈到普洱老茶，“乾利贞”及“宋聘号”是必提的话题。这是因为“乾利贞”商号的一个主要合伙人是袁嘉谷(云南科举第一人)家族的袁嘉璧，“宋聘号”在抗战前，是云南圆茶（七子饼茶）在香港销价最高的茶品。两个商号共同的商标“乾利贞宋聘号”留存了下来。

但做为私人茶号，它在过往的官府记载中实在稀少，这也如同历史上无数的私人商号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官府一般不会留下记载。

“乾利贞”商号的往事，在书籍文章中多数的叙述均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的采访加揣测。由于时间过久，直接当事人陈诉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无乾利贞、宋聘号直接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些采访记录做为参考资料有一定的价值，但作为“可信史料”还需进行认真考证，以免以讹传讹。

乾利贞商号使用商标

历史对研究“乾利贞”商号的人们来说还是幸运的，毕竟它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官方的正式记录，有的是长篇，有的是只言片语，但就是些残存还是使我们在“乾利贞”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看出了端倪。而这些官方的正式记录，又往往被著者们遗漏。笔者将依据发现的可信史料以六篇文章来追溯这两个著名茶号的雪泥鸿爪。本文是关于乾利贞商号重要合伙人富氏家族的历史情况。

富鸿文——思茅与易武

在清代末期，乾利贞商号已有石屏袁、富、刘、宋四家合伙经营。民国时期，在思茅县、镇越县（县治于1930年设在易武）和元江县有“乾利贞”商号富氏家族的一些记录。这三处“乾利贞”的负责人分别是富鸿文（富逊修）和富鸿谟。据袁嘉谷的曾孙袁天聪所著《耕读世家——云南科举第一人百年家族史》载，袁嘉谷四哥袁嘉言（1890年去世，享年22岁）的夫人是富氏（1887年去世，未记享年）。嘉言及夫人去世时都很年轻，去世的时间也很早，无子嗣。富鸿文和富鸿谟是袁嘉言夫人富氏家族的人。

志书载：

“清宣统二年（1910年）思茅教场坝失火，“裕（豫）泰丰”、“乾利贞”等商号的棉花、茶叶等商品全部烧光，损失惨重。”

清末，“乾利贞”已在思茅设立，负责人是富鸿文。清末民初，思茅的商埠在南城外南门正街，距城不过数武（不远的意思），较大之商号均住此，另外还有省城、两广杂货商店。营门口下至教场坝多是土杂商店与摊贩，摊贩多盖草棚以蔽阳光阴雨。教场坝下段海关门前广场，就是报关验货之地。自庚戌年（1910年）南门外茶号和教场坝市场突遭火灾焚烧，损失惨重后，南门正街即改建瓦平房的铺面，菜市即在铺面门前。

1913年（民国二年）、思茅已由厅改为县。5月31日，思茅县商务分会改选总理及会董完毕。这次思茅改选商会的名称由原“思茅县商务局”改为“思茅县商务分会”，在上报的造具清册中列有会董：

富鸿文，现年四十岁，石屏县人。开设乾利贞牌号专办花茶实业，发往省城、四川销售。

1913年富鸿文担任思茅商会会董名册

1913年，石屏县修建小河底河铁索桥，在劝捐名单上列有”富逊修”名字，并注明其在“思茅”。

据富鸿文之子富美曾留下的口述官方记录文档，富鸿文于民国四年（1915年），因思茅发生“痒子病”离开了思茅。至此“乾利贞”茶号退出了思茅的历史舞台。对照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思茅茶叶商号呈请思茅县公署取消县议事会议提议加抽茶捐一案所列的十二家茶号名单，“乾利贞”商号确已在思茅消失。

据《勐腊县志》载：

民国十六年（1927年），镇越县成立，思茅邮政分局在易武设立邮政代办所，业务由海关代办。民国十九年（1930年），易武海关撤销，代办所交由“乾利贞”商号代管，只办理信函、报纸、印刷品、包裹、定额汇票等业务。

由此可见“乾利贞”商号当时在易武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这是其他商号难以企及的。

1935年富鸿文任镇越县参议员文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富鸿文的名字出现在镇越县（县治已于1930年由勐腊搬至易武）的官方文档中，此时距富鸿文离开思茅已过了二十多年。1935年，镇越县举行县参议会议员选举。共七人当选，其中富鸿文、刘嗣曾（“同庆号”刘向阳之子刘鹤年）两人得票最多，当选为县参议员。除他二人为汉族外，其余汉族无一人当选。选举后刘、富二人已回原籍（原籍均为石屏）经商在外，并不在易武。县府照章通知两员等知照，县参议会的成立因此延期，拖到1937年县参议会也未能成立。从这份文档看富鸿文离开思茅后，来到易武，并在此活动过很长时间。富鸿文的人际关系及所经营乾利贞的情况都应不错，其影响力也在易武各商号中名列前茅，否则他不可能以最多票数当选县参议员。

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官方记录

1988年6月14日，因一件落实政策的事情，石屏县政府工作人员对富鸿文之子富美曾进行了采访。富鸿文先生生有三子，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老三富耀曾。此时，富家老大富鉴曾、老三富耀曾均已去世。老二富美曾先生对“乾利贞”商号早期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对照民国官方留下的一些档案，这些材料是大致准确可信。这也是“乾利贞”商号袁、富、刘、宋四家唯一一个第二代留下的口述材料。而且富美曾本人在解放前就在易武呆了近五年时间，其对当时易武及石屏“乾利贞”商号的情况了解较多。

富美曾先生照片，富源提供

下面是官方采访富美曾先生的部分记录文字：

付（应为“富”。下同）美珍同志生于1928年，1943年在石屏初中毕业，并继续读了两年高师，就去易武，1946年在易武中心小学教书，1949年回石屏县定居。

关于富美曾先生的年龄，其子富源先生告诉笔者：“父亲富美曾的实际出生年龄为1925年孟冬，属牛。其身份证上是1928年11月。政府工作人员采访记录时是用身份证上的年龄。”

付讲：

……这个“乾利贞”商号成立于光绪年间。刘子辉在石屏城“乾利贞”商号管号事。“乾利贞”商号原在思茅营门口有六格加两耳门面及房子，号事是我父亲富逊修管理。民国四年（1915年），思茅发生“痒子病”，“乾利贞”商号从思茅转入镇越县（今勐腊县）的易武街。我父亲1935年从易武回石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病故。哥哥富鉴曾从1935年开始在易武“乾利贞”号管号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把东西及账务交给刘幼清管理。

从这段记录中可看出，富鸿文在1915年离开思茅后，即来到易武，继续开办“乾利贞”茶号，直至1935年离开易武回到石屏。这与镇越县参议会选举记录可以相对。富鸿文于1937年病故。富美曾的哥哥富鉴曾在其父离开易武后继续管理易武“乾利贞”，直至1936年交由刘幼清管理。富家两代在易武经营、管理“乾利贞”商号长达二十多年。

另外一条官方的记录也可证实富鉴曾接替其父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

1987年4月3日，易武张官寿向政府调查组说：

刘子辉和刘幼清在易武开始的”乾利贞”号的房屋……是他们向当时在易武开设商号的付建曾（富鉴曾）老板买的。

富美曾还说：

1946年，我和哥哥（富鉴曾）及刘子辉、刘志炎（刘子辉的儿子）等人去易武，我们从没有算过账。当时刘幼清在镇越县当县金库主任，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

此处富美曾关于刘幼清解放前在镇越县的任职也是准确的（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刘氏家族》一文）。

揣摩“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算账分伙的意思了。包括石屏在内的“乾利贞”商号此时是否也到了分手散伙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线索。

富美曾还提供了“乾利贞”经营的具体情况：

……当时易武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棉花、茶、大烟、洋靛、虎、鹿胶等等。其中，茶分方茶（主要销四川）、圆茶（到香港及泰国）。从3月（旱季）——8月（雨季），从迷赛（篾赛）到泰国首都曼谷，再下海去香港，主要是茶叶。在泰国没有商号，只是过路，就是人们常说的转运站。在香港金鱼巷2号，有叫袁肇云、袁肇南两个人代为经营（货物运到此地给其二人经营），因他俩是云南人。当时泰国又叫暹罗，在泰国经营的有一家叫“永吉安”。以前管事的人都不出去，一般都是马帮驮运。

这些关于“乾利贞”商号弥足珍贵第一手资料终于为我们今天真切了解这一著名商号，打开了大大的一扇窗门！

在富美曾先生的材料中第一次明确了“‘乾利贞’商号是袁嘉璧家，宋聘三家，刘照家（刘子辉的父亲），富逊修家（就是我家）。四家合股经营。”袁家的股东就是袁嘉璧，而不是别人，也不存在袁家其他人传给袁嘉璧一说（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袁氏家族》一文）。在官方记录富美曾先生所述材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刘家的情况，但是宋家的情况除知道了“宋聘三”外，再无片语。关于“宋聘号”还是留下了遗憾。但起码可肯定“宋聘三”是股东之一，并不是宋家无男，嫁女并入袁家。如果有这事，富美曾先生不会不知道。此外，在袁氏家谱中，查“嘉”、“丕”两代男子并无一人娶过“宋”姓女子（详见笔者《乾利贞宋聘号历史简述》一文）。坊间将传说当正史，毕竟捕风捉影。

袁嘉璧、宋聘三、刘照、富逊修四人做为“乾利贞”商号的第一代合伙人均未留下关于“乾利贞”商号的文字记录。而做为四家的第二代，也只有富逊修的儿子富美曾留下了口述记录，并且是官方的正式记录。到新中国成立时，富美曾已经21岁（按1925年出生则为24岁），“乾利贞”的合伙情况及富家解放前的情况，富美曾所述与笔者所掌握的民国史料比照没有大的出入。

当富鸿文先生去世后，其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和老三富耀曾都分别继承了“乾利贞”商号的股份。股份分为两种，一种为原始股（资本股），另一种为花红股。如此看来袁、富、刘、宋四家合股经营“乾利贞”商号的模式大体也应如此。

由于当时官方向富美曾先生调查的问题有特定指向，并不是对“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所以很多关于“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并没有涉及。例如“乾利贞”与“宋聘号”的商标合并使用究竟为何？等等，故富美曾先生的谈话中都未提及。

到目前为止，除民国档案记载有关乾利贞商号的文档外，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记录是唯一关于袁、宋、刘、富四家合伙经营“乾利贞”的官方文档。坊间各式各样的传说未见可信史料佐证。

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商号经营中的作用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初十，昆明乾利贞茶号向省府呈请商标注册，呈文中写：“窃茶号在滇创办乾利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叶垂60年。”另在“乾利贞”和“宋聘号”的茶叶筒标上均写有“本号（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易武是“乾利贞”、“宋聘号”制茶的最主要基地，也是对外主打的品牌。

易武茶山笔者拍摄于2020年12月

民国四年（1915年），富鸿文从思茅来到易武，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1917年，昆明“乾利贞”茶号说其茶叶“售于云南、广东、各邦客号，运销香港，南洋及内地各省。选材之精，制造之善，久已为中外人士所称许。”名声鹊起，海内外皆知。而这一时期正是富鸿文在易武经营。

富鸿文在易武的经营至1935年，后，其儿子富鉴曾又管理至1936年。父子两代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茶号长达二十多年，占易武“乾利贞”茶号存续时间的三分之二。这一时期也是“乾利贞”商号发展的重要时刻。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经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富鸿谟——恶劣的样本

富家参与“乾利贞”经营的人还有富鸿谟。但富鸿谟与富鸿文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富鉴曾先生的口述记录中也只字未提。

富鸿谟在元江县不但负责经营“乾利贞”还担任县商会副会长。但他干的一些事却令人诟病。

1924年1月，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的一百家商号联名向省府要求撤销元江团防，免除团费。

1923年富鸿谟任元江县商会副会长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军阀派系战争不断，首脑更迭频繁，地方统治力薄弱，特别是对沿边一带缺乏兵力控制。山贼盗匪蜂起，时常出没在山区的驿道上对商旅、行人进行抢劫。抢劫商旅成为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各地为了弥补军队驻防不足，纷纷成立“保商团”。可成立“保商团”要人、要枪，更主要要钱。钱从哪儿来，还是得落在商人头上。各地官府就向商人收取“团费”，解决“保商团”的经费问题。经费有了，保商的效果却不明显。商旅被抢，保商团赶来时往往成为马后炮，更有甚者是团匪勾结，专抢“肥猪”。而缴纳团费更成了敲诈勒索商号、马帮的好手段。

元江保商团自成立六年以来，土匪抢劫之案如故。如在县属界址坡抢劫元江商会会长宋荣陆，及在小庙河（即保商团驻扎之地）抢劫墨江商号顺兴昌洋一千八百余元。并在马鹿汛抢劫思茅商号慎德余，瑞丰号，恒丰号货驮。其抢劫匪首又即系保商团兵苏里文。虽经拿获到案，竟搁置不理，后擅行释放。1923年阴历三月，又在相见沟地方刧去思茅商号仁义信，中和祥，荣茂盛，联丰恒，日升昌，万应科等商货，损失数千计。其它大小刧案更是层出不穷。虽经呈报，竟未破获一起。名为保商，其实殃商。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团匪勾结，或土匪就是团丁，或团丁就是土匪。

元江保商团的种种劣行引起了滇南一带商号的集体抗议。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一百家商号在呈文中说：

“商等隐忍受痛於兹六载，早拟呼吁取消团防、团费，只因盗风未息，不免各任执事者有所籍口。商号揭露：元江所收团费以各县商民之血汗赀财而徒供一县之中饱私囊。前元江县知事萧学智到任后，收刮钱财更是变本加厉，竟将此项团费包给卸区长李春荣，商会副会长“乾利贞”商号老板富鸿谟，两人伙同经收团费每月计包款洋820元，比原收360元增加两倍还多。李春荣、富鸿谟则将旧悬城门之捐率牌私行收藏，肆意苛征，所遇商品不分等级，不按定章，不给票据，稍一拂意，则诬为隐瞒偷漏，滥行倍罚，并送县究治。此头一开，历任继之，团费抽收竟成元江发财得利的门径。李春荣、富鸿谟与元江县府上下舞弊，殃商害民，莫此为甚。”

元江团费在征收近六年后终于引起群情激愤、激烈抗争。

商号们在呈文的结尾留下这样的言辞：

“由来横征暴敛，实为元江保商团费，而尚无豁免之期，天下宁有是理。商等营业血本攸关，此团费万难再完，若不裁撒，誓不承认。”

一般来说商人这个团体是胆小怕事的，不到过不下去怎敢与官府叫板。这次一百家商号的言辞已经有造反的感觉。

元江的团防及团防费后来被唐继尧亲自下令撤销，估计富鸿谟在商会也干不下去，自然他负责的元江“乾利贞”商号肯定也不能独善其身。

此处要纠正的一个问题是有文章写“富鸿文与富鸿谟在元江经营‘乾利贞’。”该文章未见提供相应证据。据笔者掌握的民国相关档案，并没有发现富鸿文参与过元江“乾利贞”的经营。

拜访富美曾先生后人

2021年2月24日，笔者一行经王毅先生介绍，在石屏县拜访了富美曾先生的儿子富源先生。在古城环城东路的老宅中（属石屏历史建筑）见到了富源及其母亲、妻儿，笔者与富源先生交流了彼此掌握的情况。富源先生从老宅中拿出一幅珍藏的其爷爷富鸿文（富逊修）的画像。这是1935年富鸿文回石屏前，因身体有恙到昆明寻医期间到当时昆明著名的画馆留下的画像。当年虽已有照相技术，但大户人家品位高的追求的依然是“画像”。而此画馆内正有一高人替人画像，即“独眼画师”。“独眼画师”姓甚名谁已不可考，但“眼毒手神”在省城闻名遐迩。这儿的“眼毒”在昆明人的语境中是个褒义词，形容看人准，看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