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里的“一夕餐桌”(摄影：史春蕾)
浮梁的名气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按照教科书的讲法，此诗似乎有一半的情感在谴责商人的重利，另一半自然是江州司马与琵琶女的天涯沦落之感了。
但在今天的采茶季，茶山中的任何浪漫传奇故事都无法掩盖茶叶价格波动所引起的震荡了。这不是说我们都变成了重利的商人，而是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白居易的本意，也许“商人重利轻别离”并无褒贬，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浮梁古城
浮梁产茶，但吸引大量商人来浮梁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里是茶叶集散地。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仅浮梁县一年产茶达700万驮，茶税为15余万贯。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产量。这个级别的产量意味着销售场景一定异常火爆。
咸通三年(862)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马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
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
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将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元和初，县令路君常患之。闻于太守故光禄大夫范卿，因修作斯处。其后商旅知不履阊门，果竟至籍户。
茶山上的平台 摄影：UNITU
“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这是茶商来茶山买茶的盛况。
为什么带的不仅有银子还有“缯素”呢?因为“缯素”之类的纺织品在唐代可以算是另外一种货币形式。
《卖炭翁》里写的“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也是这个情况。带两种货币，为的是让茶农满意。就像今天买东西，老板会问付现金还是微信，两种他都很欢迎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茶山盛况恰好被受命前来督茶的大诗人杜牧仔细描述下来了：“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
茶山上的女人小孩全是“华服”，可以理解为全身名牌。中国第一次商品经济大潮带给我们的震撼不亚于深圳改革开放。
茶商在采茶季来到茶山，但茶叶并不听茶商的命令。绍兴七年，气候干旱，茶芽不发。茶商全部滞留在园户家中。能让腰缠万贯的茶商住下来，可见茶农的吃住行接待能力不差。这与今天许多茶山的情景也是一模一样。
茶商费尽心机收到茶叶，还要面临更多风险。
“纵有多市，将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这句是讲，为了避险，走水路运输需要用小船分批装，然后在大船集中。
这就可以很好解释《琵琶行》中的“移船相近邀相见”中的“移船”的“船”是白居易所乘坐的普通船，去靠近琵琶女乘坐的大船，才有大船上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以前有些解释将大船小船理解反了，场面有些不成体统。
茶叶交易的红火甚至引发了经济犯罪，“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
这其实是洗钱。盗贼偷的财物通常不好出手或者价格太低。茶农往往也不方便到大城市去购买时髦商品。以物易物交易让盗贼拥有了可以轻易出手的茶叶，加上沿途老板的遮掩，这一趟买卖对盗贼来说很安全。
巨额利润导致竞争异常激烈。
首先，唐朝时浔阳没茶，商人要去浮梁买茶。到了宋代，市场丕变，赵与时《宾退录》记载：“浔阳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几遍天下，而浮梁所产反不著。时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复变迁如此。”
这与今天武夷茶、普洱茶、龙井茶等等名茶在市场上反复搏杀、各擅胜场的场面如出一辙。
唐代名茶在李肇《国史补》中有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要我看，这段文字最重要其实是最后一句“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浮梁这个茶叶集散地不卖名茶!为什么?因为名茶既少且贵，只能在茶山销售。
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浮梁茶市也不卖假名茶。就是说，唐代的茶行业的销售不是那种“名茶讲故事，市场卖水货”的模式。它有另一套更加诚信更加持久的规则，竞争虽然激烈，购销一直两旺。
茶行业产生的后果是很好的：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
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认为，茶叶产地受限制的特性，引致了由南而北的活跃的商业流通。这些商品作物的栽培的发展，形成了围绕着农业生产的一个必要的规定性条件——流通。
茶叶栽培的普及象征着全国商业流通的发展。大唐盛世离不开商业流通，这一切都是从茶行业的兴旺开始的。
来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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