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枝茶山风云录(1949~2000)

莽枝茶山风云录(1949~2000)

31阅读 2022-05-03 02:02 文化

“我们寨子原来不叫秧林,叫作央列。”年逾七旬的王顺文先生刚刚在茶台前落座,张口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如同电光火石般瞬间点燃了我的内心。

照常理来说,绝难想象这句话会是出自一个朴实的茶山老人家之口,以他所经历年代受到的有限教育,不可能知道曾经典藏在故宫内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那是发生在距今近300年,雍正朝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与雍正皇帝往来奏折中提到的莽枝茶山地名。可是偏偏就是出自这么一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做了一辈子乡村干部的老人家之口。我开始笃信此番的因缘际会,注定是捞着宝贝了。伴随着老人家的叙述,建国至今七十多年间,莽枝茶山的风云变化,如同一幅幅流动的画面铺展开来。这是一座茶山、一座村寨、一个家族的茶马史诗。

暮春时节,自景洪市出发,与友人黄裕炜一道驱车奔赴牛滚塘。我们此行选择了翻越攸乐山,跨国小黑江大桥,经石良子上山的路线。路过攸乐山扎吕村,经过了森林防火检查站,扫码登记车牌。小黑江桥头,警察堵卡,扫平安版纳码、查验核酸。过石良子,民兵卡点,登记车牌,扫码查验核酸、健康码。相比重重关卡,裕炜显然更关注道路状况,他边开车便喃喃自语:“这怎么跟我想象的茶山道路不一样呢?”道路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往口口相传的艰难险阻不再,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时过中午,我们顺利抵达了牛滚塘,五省大庙遗址,现下属于丁俊大哥夫妇的茶叶初制所。午饭过后,安闲地坐在屋檐下的茶台前,正午时分的阳光酷烈,丁俊大哥放下了草帘,山风拂过,浑身上下的疲惫感一扫而空。喝着茶,聊着天,闲话各种茶山的逸闻趣事。不知怎地,突然就说到了丁俊先生的岳父,见证了大半个世纪茶山沧桑变化的老人家,如今随同儿子居住在秧林安度晚年。试着请丁俊大哥夫妇打电话给老人家来茶叙,几番推辞之后,拗不过女儿女婿,就应承了下来。丁俊大哥起身开车出去,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就把老人家接了过来。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王顺文老人家出生于1949年,其一生都与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亲身见证了73年以来莽枝茶山的历史。老人家听祖辈人口口相传的“央列”,与隐藏在史籍中近三百年的记载严丝合缝,如今则被唤作“秧林”,成了无数普洱茶友心目中莽枝茶山的热土,盖因其遗存有莽枝茶山连片面积最大的古茶园。新修的寨门正对着公路,门额上书“莽枝大寨—秧林”,寨门附近还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铭刻着“古六大茶山—秧林莽枝大寨”。老人家颇有些无奈的叹息:“寨门为什么不修在公路上?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石头上的顺序搞反了嘛!应该是莽枝茶山秧林。”奈何当下已经成为事实,想要改变并非不可能,必然要经历一番波折。

现在的秧林村民小组隶属于勐腊县象明乡安乐村委会,原住民本是彝族、基诺族,汉族、苗族等都是后迁过来的。即便是事实上拥有汉族血统,在成立象明彝族乡时,也大都被划成了彝族。更何况他们在迁居此地后,多半与当地土著民族通婚,早早就血脉融通成为一体了。时下的秧林有38户,户籍120多人,实际上许多人身在他处,常住人口数量不多。

就连王顺文老人一家也是迁徙而来,据说祖上先是迁至景谷,在他爷爷王登科那一辈,用箩筐挑着年幼的姑娘,跋山涉水到莽枝茶山脚下小黑江边上的董家寨。而后凭借着能说会道,充当民人争端诉讼时的代理人,反客为主成为了董家寨寨首。“我爷爷是个懒人。”王顺文老人家这样评价,丝毫没有为尊者讳的顾忌。老人地方口音重,被我听成了“狼人”,心说:“好个狠人形象”。后来才知道听岔了。

作为寨首,也不总见得风光,有一年就被倚邦来的官员找茬鞭打,跑到牛滚塘找上司周厚文团长告状。周团长叫来打人的倚邦地方官问话:“为什么打我的下属?”对方嘴硬不承认,躲在内室的寨首王登科出来对证,对方理屈词穷后认栽,周团长裁定赔一匹布,王寨首用胳膊夹起布匹就走了,挨了顿打换来的布匹可以做一身衣裳。王登科去世后埋在了董家寨,奇怪的是墓碑被蚂蚁驻巢,堆积的土将其严密封存起来,后人一是觉得当下的子孙生活过得不错,二是认为不可轻易造次,任由蚂蚁肆意妄为,或许认为蕴含着某种运力吧!小爷爷叫王发科,干劳动。“王登科、王发科,从此就改走科学路线了嘛!”老人家的眼睛笑的眯成了一条缝。我笑着打岔:“那是走科举的道路。”王顺文老人家“哦”了一声,自顾自接着说:“爷爷王登科养育两个儿子,大爹王成德,父亲王成有。从此就完成了嘛!”父亲辈将家从董家寨搬到了安乐,在儿子王顺文结婚后又搬回了董家寨。父亲王成有1979年去世,次年小妈去世。

莽枝茶山,民国时期归四团管辖,解放后叫四乡。从倚邦、曼拱、新发、安乐、曼林、曼庄一路划分过来,分别叫一乡、二乡、三乡、四乡、五乡和六乡。文革时期的四大队改名叫红旗大队。伴随后来象明改乡,四大队改安乐村委会。

王顺文一岁零两个月时,遭逢人生中最大的不幸,母亲去世了。留下他和大他六岁的姐姐。母亲去世后埋在秧林路边,时间久了,奶奶坟成了地名。父亲是位草药医生,续娶后,又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加上大姐总共七兄妹。子女长大后,都很争气,二弟接续父辈手艺作了草药医生。三弟在易武小学作老师。三个妹妹,两个教书。这都是后话。

可以想见当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乡亲们则记得他是跟着舅舅吃百家饭一天天捱着长大。1958年,大洼子有了学校,王顺文也跟着有了学上。来自易武的许守全老师独自一人负责教授大大小小200多名学生,就连王顺文的名字也是拜老师所赐。丁俊大哥夫妇说:“说大名王顺文人家都不认得,只知道他的小名叫王小恩。”1959年,大洼子、江西湾、龙垛、安乐、炮打树五个寨子合并成安乐,安乐虽然是个小寨子,来自安乐寨的严先生力主以此定名,或许是苦日子让人透不过气来,安乐的名字符合大家内心的殷殷期望,就此安乐的名字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无论是一江相隔的攸乐山当地人,抑或是远赴他乡者的后裔,人们都只认得“莽枝茶山”或“牛滚塘”,提起来“安乐”则是一脸茫然无知的表情。学校也随即搬迁到了安乐,王顺文的求学之路却在四年之后戛然而止,读高小要去倚邦街,家庭的困顿已经无力供养他继续读书。

初小毕业后的王顺文回家务农,读书识字改变了他的命运,1962年到1966年在安乐作记分员。1966年去勐腊县委读四个月党校,回倚邦街作电话接线员。1967年就被父亲王成有叫回来成家。“18岁允许结婚,办有结婚证。”面对我们的疑惑,他这样笑着解释。至于没有接替父亲成为草药医生,他有自己的解释:“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来敲门,就得上门去给人看病,太辛苦了嘛!”他新婚的妻子耳濡目染公公给人看病,后来也成了草药医生。“我也算是延续了我们家行医的传统。”刚刚办理后退休手续回到茶山上,丁俊大哥的爱人笑说自家往事:“我叔叔也是草药医生,我女儿从事的也是医务工作。”王顺文从1968年至1970年担任了三年秧林生产队长,1971年起担任安乐村文书。1972年9月到1973年4月份,去橄榄坝做阶级复查工作。当年由县委书记亲自带队,部队派遣韩书祥副团长带了27个兵协助。“中间过年都不给回家唉!”身兼安乐文书、主任一直干到了1976年,1980年起担任安乐村党支书,直到2000年卸任。前前后后从事基层干部工作30余年。

王顺文先生对于莽枝茶山的往事十分熟悉,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是了然于胸。“50年代民族划分,少数民族优待,莽枝下四寨中,除了董家寨留下,曼伍、曼洼、小寨划给攸乐,现在小寨已经没有人居住。”“莽枝上四寨中,曼丫、红土坡、安乐、秧林都有老茶树,以前老茶树最多的是红土坡,有300多亩。”由于是在自己文书任上亲手统计的数据,老人家对于红土坡老茶园数量记得尤为清楚。可惜的是由于刀砍、火烧,红土坡的老茶园几乎被损毁殆尽。如今的莽枝茶山,老茶树主要集中在秧林、安乐和曼丫,红土坡残存的还有少部分老茶园。

大集体时期,每年都是象明乡外贸站来收一点茶,数量只有一两百斤。都是老人、妇女去采茶,一个人干一天记8个工分。采回来在自家厨房用做饭的锅炒茶,手工揉制好茶叶,放在太阳底下晒干,黄片挑干净,交到生产队。“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人收茶。”老人家笃定的说到。回顾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茶叶流通从国家管控向市场自由流通转变,为后来茶叶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82年土地划分,安乐和秧林以大青树为界。18岁那年,被父亲王成有薅着耳朵拎回家去成亲后,一家人又从安乐搬回到了董家寨。工作需要,王顺文山上山下来回跑,后来索性带着自己的四个子女搬到了秧林。棘手的问题在于土地划分,恰好当时有一户人家去农场上班,王顺文一家六口人就接手迁走的那家五口人的土地。“一口人30亩地,3亩算1亩,说是分的150亩地,实际上有450亩以上。就这我家还是少分了一口人的土地。”老人家的印象中,当年划分的主要是农田,茶园的划分要更晚一些。1982年第一次分到户,第二轮1999年分,叫作“生不加,死不减。”伴随着《土地管理法》实施,2028年起,就叫土地管理。老人家虽然已经退休,依然心系民生,十分关心政策的变动。

在王顺文担任生产队、大队干部的30多年期间,最让他引以为豪壮的就属修路。1976年开挖象明到易武的公路,常年有200多个劳动力挖路。1977年起,连续三年突击,6个大队5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冬季农闲时(十一到十二月份)全部上工地。王顺文带领安乐大队21个劳动力,其中只有一个女的,长期奋战在工地上。每个人每天干的活都要记公分。就连象明中学生也要干活,包干到人。为的是解决大集体时期的痼疾:“做活磨洋工,干活少冲锋。”

修路时由交通局技术员负责验收。大集体时期,口粮每口人200斤,种的旱稻,分的稻谷。苞谷、黄豆不算口粮。吃的紧缺,肚里缺乏油水,力气不够大。为了激发基层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地方政府规定每个生产队每年准许杀一头牛改善生活。“54个生产队,连着3年,杀了多少头牛,清清楚楚。”对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来讲,这是震撼人心的代价。当时,私宰耕牛都是犯法的行为。付出巨大心血修通的就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了。

时间到了1992年,安乐人仍然倍受道路困扰之苦。从安乐到象明只有顺着河道弯弯曲曲的小路,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每个月25号,各村干部都要去象明乡开会。风里来雨里去,成年人尚可勉强承受,可怜的是去象明求学的孩子们,多次出现遭遇河道涨水把人卷跑的事件。血淋淋的代价促使王顺文下定决心修建自安乐至曼赛的道路。当年去乡政府开会汇报,时任乡长不同意,表态说:“你们挖,我们不管。”王顺文找时任象明乡党委副书记的堂姐夫傅东生想办法,又到勐腊找时任交通局长的表弟江顺发求援,见犯难的表弟态度不积极,火大的王顺文立马爆发了,斥责表弟说:“你的老亲老戚都在家,根在秧林,不要忘了本。”表弟江顺发最后表态当年十二月份派十几个技术员测量线路。心里有了底的王顺文继续向勐腊县里汇报。时任县长兼书记的岩庄表态支持:“你不要管他(象明乡长),你只管搞,不要搞出事就行。”连夜回到住宿的招待所,手写申请书,加盖村里的公章,第二天就交到了县长手上。拿着领导的批复,哈尼族的女性沙副县长动了恻隐之心,在批复的5000元基础上,又追加了5000元,总共拿到了10000元的建设启动资金。这个钱只够购买雷管、炸药,道路建设资金缺口很大。

修路是个大事儿,尤其是要安乐村民出工出力,下面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尤其是曼丫和董家寨,认为自己占不到便利,王顺文想办法说法他们:“将来你们曼丫、董家寨修路,我们也给帮修。”半信半疑的人认为自己这辈子怕是都看不到路能修通。从安乐到秧林的一段路,都是村民们用锄头生生挖出来的。交通局派来的技术员王辉给王顺文出主意:“你这个干法哪年哪月才能修通?用修路砍伐的木材顶工程款。”王顺文嘴上讲:“这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心里透亮,转身又去找县长汇报。岩庄县长召集瑶区、易武、象明、麻木树(关累)召开山区公路建设研讨会,会后出台红头文件,定下标准,修一公里路,给230方木材。先是中山公司来干这个工程,但是指定只要西南桦木料,明显是拿不够就撤了。继而是东川三兄弟接着搞,用推土机来推路,修边坡还是要依赖人工。遇到石崖,雷管、炸药就派上了用场。“还好当年雷管、炸药便宜。申请下来的10000元勉强够用。”1994年道路挖通,工程结束,施工方就把象明乡政府给告了,最后赔了十万元了事。“村里修路,最后还是乡里拿钱啊!”王顺文先生笑眯眯的点点头。“当年整个象明乡,安乐村是第一个通机动车路的,按照当时的想法,能跑拖拉机就很好了。”

过往十多年的期间,我们见证了莽枝茶山道路的改善,从早期的弹石路、砖块铺的路,到后来的柏油路,在外来人的心目中已经属于非常落后的道路交通条件,当我们知悉以往的经历的时候,才知道如今的一切都是前被人挥洒汗水铺就而成。“要想富,先修路。”王顺文先生牢记的这句话。

从安乐至曼赛的道路不仅连同了山上山下,两个寨子之间历来都有密切的交往。“有一年曼赛修庙,看重了我家林地的树木,来跟我花钱买。我说不要钱,只要你们采伐证办的下来就行。”王顺文先生回忆过往:“以往曼赛修庙我们要出钱,曼赛有活动我们要参与,近年来年轻人当家做主,两寨既往的传统就断了。”老人家显然认为十分可惜。山下的傣族曼赛寨子历史悠久,建有缅寺,崇信南传小乘佛教。山上的秧林寨子以往有川主庙,信仰汉传大乘佛教,供奉有铜佛像。橄榄坝的人听信传言以为是金佛,悄悄给盗走了,最终还是曼赛人给追了回来,可惜的是已经融化成了铜条,拿回来三根埋在川主庙地基下面。原本以为只是个传说,王顺文老人带领我们去划分到川主庙遗址的那户人家去看,意料之外的是家中的老太太拿出了两样东西,据说是老辈人从地里挖出来的。“这个是菩萨脚,这个是铜条。”镂空雕花的碗形铜底座上,残存有一只脚掌,推断其应该就是个铜造像。另外一个形似手指般大小的铜条。传说与出土的物证再次相互扣合印证,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民间的传说就是历史的倒影。

进入到九十年代,与王顺文同宗的王梓先离开秧林,后来一度担任象明乡粮站站长。先是替台湾茶商收购制作普洱茶,而后自己注册王先号经过普洱茶,带动了莽枝茶山的再度兴起。就连王顺文的女婿丁俊也是跟着王梓先学会了压制普洱茶团茶,留在莽枝茶山上做起了普洱茶的生意。丁俊夫妇所在的五省大庙遗址,曾经做过私塾、卫生所、供销社办公房,兜兜转转分给了王顺文家,继而传给了丁俊夫妇。如今,夫妇二人齐心合力想要恢复五省大庙昔日的荣光,并立志打造莽枝山茶文化博物馆。“将来秧林的故事怕是会更多呢!”王顺文先生感慨道。

茶山上的人来来往往,注定将继续演绎一幕幕传奇,莽枝茶山的风云变幻,留待人们继续探寻,书写记录时代的旋律,讲述人与茶之间的动人故事。

来源: 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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