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萧乾(1910—1999年)
萧乾(1910—1999年)，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
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中国战地记者之一。
萧乾一生，在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杰出贡献。年轻时他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中外闻名的战地记者，晚年萧乾又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萧乾，原名萧秉乾，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一个汉化的蒙古贫民家庭。他在那篇知名的《茶在英国》文章中写到：“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
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少年的萧乾读的是教会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一直念到中学。
1926年，萧乾考入北新书局当学徒。
1929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在杨振声、沈从文等人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30年，萧乾转入辅仁大学英文系，仍靠半工半读维持大学生活。
1931年6月1日，他与美国青年威廉·安澜创办了一份文摘性质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
现存的《中国简报》第一至八期中，刊载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人著作。
1932年，萧乾将田汉《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王昭君》、熊佛西的《艺术家》等话剧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于英文月刊《辅仁杂志》。
1933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后又转到新闻系。沈从文带他到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进入那时候大师云集的时空。他记录那时候的茶会：“林徽因的健谈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1935年4月，杨振声将萧乾介绍到《大公报》工作。1939年10 月, 萧乾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前往任教。同时，他继续为《大公报》撰写新闻通讯。
1940年，伦敦遭到德军轰炸，萧乾也看到了有绅士精神的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秩序感，而且依然保持着该有的幽默，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
英国贵族妇女的下午茶会
他写到这时候英国人仍然离不开茶，“从二次大战的配给，最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是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
1939年9月宣战后，纳粹潜艇猖獗，英国商船要在海上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准运输(头6年，我就没有见过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
在法国，咖啡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茶。那里的战时配给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在钱能欣兄家中喝过那种‘战时咖啡’，实在难以下咽。据说是用炒橡皮树籽磨成的!
然而那时英国政府发给市民的并不是榆树叶，而是真正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只是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1946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和妻子波伏娃在一起喝茶
1941年，萧乾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曾开办过一个短期的训练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公谊会青年补习中文，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出版陆续了五本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即《千玄琴》《苦难时代的烛刻》《中国而非华夏》《蚕》《龙须与蓝图》。
在那个年代难以喝到的上等的茶与中国文化有着微妙的关系，他说：“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1942年，他辞去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英文系读研究生，主修文学。东方学院提到萧乾：“他对中国学科的贡献，对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亚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成就。他的这些努力和成绩，会使我们久久难以忘记他。”
他记录那时候的剑桥的茶会，“茶会也是剑桥大学师生及同学之间交往的主要场合，甚至还可以说它是一种教学方式。每个学生都各有自己的导师。当年我那位导师是戴迪·瑞兰兹。他就经常约我去他寓所用茶。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就讨论起维吉尼亚·吴尔夫或戴维·赫·劳伦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学互请茶会外，我还不时地赴一些教授的茶会。其中有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的高足罗宾逊夫人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以及20年代到中国讲过学的罗素。在这样的茶会，还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们记下我所在的学院后，也会来约请。人际关系就这么打开了。”
1944年6月，萧乾放弃了剑桥学位，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这是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战火纷飞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占领区，进入柏林。他在《大公报》上开辟“话说当今英格兰”专栏，介绍英国战时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记录英国人的顽强，茶会给人们的慰籍。“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尽管四下里丢着卍字号炸弹，茶会照样举行不误。正如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画馆也在大轰炸中照常举行‘午餐音乐会’一样。这是在精神上顶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每人的茶与糖配给既然少得那么可怜，赴茶会的客人大多从自己的配给中捏出一撮茶时和一点糖，分别包起，走进客厅，一面寒暄，一面不露声色地把自己带来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会瞟上一眼，微笑着说：‘您太费心啦!’”
1945年3月到10月，他先后报道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在此期间，他写出了《西欧堡垒观察哨》、《南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
他记录英国那些爱茶的“瘾君子”。
“北方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40年代在英国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寝前，主人有时会问一声：早晨要不要给你送杯茶去。
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著名男高音纳尔逊·伊灵沃茨。退休后，他在斯坦因斯镇买了一幢临泰晤士河的别墅。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游泳，二是饮茶
。游泳，河就在他窗下。为了清早一睁眼就喝上热茶，他在床头设有一套茶具，墙上安装了插销。每晚睡前他总在小茶壶里放好适量的茶叶，小电锅里放上水。一睁眼，只消插上电，顷刻间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这套设备。他总一边啜着，一边哼起什么咏叹调。”
1946年6月，萧乾回到中国。1948年8月，他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公报》起义筹备工作，并一起编辑中共地下组织的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的《中国文摘》，与左翼文化界同仁一起，致力于建设一种属于新中国的文化。
1949 年后，萧乾担任了《人民中国》的副主编。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筻口乡异常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并写出了英文长篇通讯《土地回老家》，曾载于英文版《人民中国》。在此期间，他也将一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
文革结束后，他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参加国际作家聚会，进行文化交流活动。1979年8月，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创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巡回讲学、参加文化团体座谈。1990~1994年，他与妻子文洁若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
萧乾晚年写出了达五十余万字的散文、回忆录，出版了十余种著作，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对自己七十年生涯认真的思索。萧乾一生笔耕不辍，直到1999年初离世。
萧乾对中国文化的译作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了更新的认知，他又将西方文艺作品传播到中国。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在战火中体验多种多样的人生。
萧乾借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茶的推崇。“18世纪以《训子家书》闻名的柴斯特顿勋爵(1694～1773)曾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这里，自然表现出他对非洲的轻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时是代表中国文明的。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画像》一书中写道：‘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湖畔诗人柯勒律治(1875～1912)则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像——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
为此，萧乾特别指出：“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
来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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