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的故乡，19世纪更是红茶发展的迅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五个通商口岸。随着西方对武夷红茶的需求，福州成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
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察，矛头指向福建，范围包括福州、闽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区，主要探险有三次。1832年“阿美士德号”对福建沿海进行了第一次侦察，福州临近茶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给这次航行的指挥官林赛(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船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因不能到达“最好红茶产地武夷山区”而“遗憾”放弃。
1834年11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与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而上，进入了武夷茶区。在向当地茶农详细调查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后，他们如愿以偿地来到茶园。戈登还亲自“在3到4个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带回了茶种。
1835年5月，他们再次前往茶区，这次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也一同前往。由于清军的拦截，此次探险刚刚进行一周就匆匆收场。但他们收获颇丰，即对闽江流域的防务状况进行详细了解，探明外国人要深入中国内部困难重重。
尽管这三次探险充满着“挣扎和煎熬”，但也为后来英国园艺学家罗伯特·福琼对武夷山红茶产区进行考察做了良好的铺垫。1848年，福琼接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国内陆茶乡，在他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中比较详细提及他在福州和去红茶产区的一些体验。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区坐落在山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大约距离闽江口有20英里远。闽江从其郊外流过，连结两岸的就是著名的万寿桥。”和前面三次传教士去红茶区一样，福琼也同样受阻，“我很想深入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出产红茶的山区里去。但是那些中国官员——他们通过探子对我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极力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把我的情况汇报给领事，诱使他相信他们。”
但福琼告诉中国官员，他铁下心来要去看一看。九曲溪在武夷山中随着山势而迂回环绕，“我们现在翻过大山，朝着星村镇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红茶交易的一个大市场”，“这儿出产一种特别高级的小钟茶和白毫茶”……后来，福琼将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引进到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园，结束了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传教士和植物学家等对武夷茶区的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武夷茶叶栽培、防治病虫害、气候等信息以及当地茶农对外国人的看法，还刺探清政府的防御情报等，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福建本地人所写的游记和报告无法超越的，这些大大加深了英国人对武夷茶叶和当地风土人情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印象。而游记和探险报告对福州港茶叶贸易进行了大肆渲染，引起英国人对福州独有的重要经济价值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茶叶贸易带来的财政宽裕使得当地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的经费就是从福州海关收入中提取的。马尾造船厂、邵武煤矿、古田铁矿、福州糖厂、福州面粉厂等近现代工业项目都与茶叶税收息息相关。同时，茶叶贸易促进了福建交通运输和存储业的发展。1844年福州开埠，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葡萄牙、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丹麦等17个国家在仓前山设立领事馆。
以茶叶为主的出口贸易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茶行兴起甚至让西方建筑风格融入福州古老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仓前山公共建筑基本变为西洋风格。茶行兴起也促成开辟鼓岭避暑胜地，禅臣洋行、天祥洋行、宝德洋行、汇丰银行等都在鼓岭建造别墅。
在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中，夹杂着西方经济的入侵和文化宗教的渗透，客观上刺激了福州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转变了以往陈腐的旧思想，培养了一批爱国进步的革命家、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如严复、林纾、黄乃裳、林斯琛、侯德榜等。
总体说来，作为19世纪茶叶贸易中心，福州见证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当中凝练了许多“跨文化”的表征。这种“跨文化”并没有明确消融边界，而是承认边界基础上的交错，显示文化交往中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在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动下，19世纪的福州是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双向窗口——对中国国内，使中国人了解作为“他者”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对世界，使国际社会更了解真实的中国，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加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林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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