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三节：茶叶、银子与鸦片。二、白银流失的恐慌。
通过茶叶，大清赚到了不少银子，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但因为鸦片，大清丢了不少银子，这就引发了清政府强烈的关注。
远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烟令，明示鸦片为违禁品。这份禁令只是针对国内从事鸦片买卖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与经营鸦片的外商无关，属于内禁范畴。惩戒措施主要为：贩运鸦片枷号一个月，然后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判死缓，从犯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一时期，鸦片进口量还很少，主要用作药材，税收也不多，每百斤税银三两，再加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到了嘉庆年间，清政府发现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小，于是，不仅增加了对国内吸食鸦片者的惩戒，还增加了对夹杂鸦片的外来船只的惩罚，这一时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内禁与外禁的双重措施。日本学者井上裕正研究发现，从雍正到嘉庆中期，鸦片问题都与民俗民风有关，鸦片连同赌博、奢侈、邪教等被视为人心从恶的一种劣习，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必须从严加以禁止。许多官员把买卖鸦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处罚。从雍正后期到道光年间，鸦片问题变得迫切，主题便直接切入到白银流失的问题上。
早期关于白银流失的争论，主要围绕以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用高纯度的纹银(马蹄银)换低品质的鹰洋(西班牙银币，后称墨西哥银币)而造成白银流失的问题。许多官员对洋商发难，要求他们采用“以货易货”和“以洋银易货”以减少或杜绝国内纹银流失。“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权的外贸机构，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改制而来，主要由粤海关的富裕商人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贸易职责，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垄断了各种进出口的货物。关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纪30年代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最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办理出入口许可证，需要20万两银子，且财务之间需要相互担保，是晚清从商最高级别门槛。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启官。
十三行组织结构为：两广总督和广州巡护(权力机构)——十三行洋商(中层代理、担保)——本国和外国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须在广州，故这里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地。负责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华设有管委会，这个管委会若要买卖货物，必须与十三行对接。
清廷“银子可以控制”的认识，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垄断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要在贸易层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银子流失。但其后随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清廷内部的许多官员发现，把罪责推给十三行是不对的，鸦片走私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元凶。
尽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别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但当时白银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率先发难，他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一是鸦片传入中国有史可查，从明到清都是突出其药用价值，但鸦片是成瘾品，久吸食必生祸害。
二是鸦片在大清的历史。乾隆前，鸦片入关，缴纳关税后，用来交换茶叶等货物，走私者则以纹银交易。嘉庆初年吸食鸦片，只是罪至杖责，但其后在徒、流、绞等重典严罚下，吸食者反而遍布天下。在嘉庆初年，来华鸦片不过几百箱，但至道光年间，猛增至2万余箱，估计岁耗白银上千万两。以前夷商带洋银到中国购货，沿海之民获利颇多，但现在夷商私售鸦片，根本不用带资金，反而赚走了纹银。以前每两纹银可以换钱千文，现在每两竟能换一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若任其发展，必然会“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能容纳30万个鸦片球的仓库
三是与诸国通市不可断绝。首先，贩卖鸦片的只有英国人，不能因此断绝与其他诸国悠久的互市传统。再者，濒海还有数十万依赖互市为生的民众，他们的生计问题要考虑。最后，夷商在大洋外，随处可以停歇，无从阻断其贸易之路。
四是律法不能从根本上禁止鸦片贸易。大清禁烟不可谓不严，但法越峻胥役之贿赂越丰，棍徒之计谋越巧。两广总督阮元严办澳门叶恒树就是例子。夷商在无可落脚的情况下，便选择了伶仃洋为据点。这里水路四通八达，各种私运船只络绎不绝，屡查不禁。重贿关卡，杀害官兵，冒充官兵，栽赃陷害……走私者各种伎俩都使出来，不畏法者大有人在，致使良民受害者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在严禁鸦片走私后才出现的情况。
五是吸食鸦片的人群。吸食鸦片的人，要么是一些懒惰无志、无足轻重之辈，要么就是一些命不久矣的年迈之人。“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卫之防，早为之计。”
六是鸦片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闭关不可，徒法不行，惟依照旧例，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纳税之费少于行贿，夷商会更乐意。洋银与纹银一样，禁止出洋，有犯被抓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冲赏。文武官员、士兵有私食者，立即革职，但免其罪。上司要是纵容手下吸食，也要查处。对民间的贩卖者和吸食者，一概不论。
七是主张内地种植鸦片。内地种植鸦片，已有先例，后因律令废止。内地鸦片，比之洋烟，性温和、价廉，食之不伤人，又容易断绝。来自吕宋的旱烟本土化后，早就不用从吕宋进口，这是一例。内地种烟更大的好处在于，夷人贩卖的鸦片将无利可图，自然解决了白银外流问题。况且，种植鸦片不影响农民的耕作。
八是弛禁鸦片不违朝廷政体。
道光帝拿到这份奏折，有些心动。他特别圈点出第二要点，发到广州，征求邓廷桢等人的意见。
邓廷桢、文祥等人看到许乃济的奏折，心里乐了。鸦片弛禁论，在广州一直很流行。许乃济出任过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按察使，对这里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何况之前便有同乡何太清对他建言，鸦片开禁对清廷大有好处。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许乃济奏折中的许多论点都出自《弭害论》。
邓廷桢的前任卢坤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卢坤提出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其被革职后，邓廷桢一直对这个问题隐忍不发。
现在有人打出第一枪，他们自然不会错过附会之机。“立制贵乎因时，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则不得不筹变通之策。”这变通，就是鸦片弛禁政策。他们完全赞同许乃济的主张，鸦片问题越管越麻烦，两广总督越来越难当，邓廷桢之前的两任两广总督李宏宾和卢坤都栽在鸦片问题上。
广东军政方面拿出了九条意见，都是针对许乃济意见的具体措施，“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细则为：一是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二是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三是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四是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五是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六是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七是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八是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九是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十三行也上书总督府，表示支持许乃济。在弛禁论方面，广东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自阮元高调严禁鸦片以来，从事鸦片贸易已经成为最有风险的行业。
根据同期义律与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的信件往来，英商和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合法化高度认同，一点也不介意未来会陷入与中国本土鸦片的竞争中。他们把许乃济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四处发放，这大约是许乃济得以进入卡尔·马克思视野的原因。英国政府并不赞同鸦片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中国政府居然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1838年6月5日，巴麦尊给义律的信里写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因为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地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即便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巴麦尊仍然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义律也反对鸦片走私，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英国政府认为，中国能解决鸦片走私的问题。义律在写给英国走私商的文件中，也提到了这点。
与广东政界一致的赞同声不同，中央朝廷与其他地方政界一边倒地反对。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认为，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并不能解决白银流出的弊端。在对外贸易中，中方的主要货物是茶叶、生丝等，但如果这些货物不能冲抵鸦片，势必又要用银子来购买。鸦片只禁官方，不禁民间，无疑是掩耳盗铃的做法，这样会让原本不吸鸦片的百姓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毛病。既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反过来禁止鸦片入境，这样不是就能阻止白银外流了吗？所以，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加重刑罚，严防从各省海关流入鸦片。
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朱樽站在民生的层面上看问题，“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许球的《请禁鸦片疏》几乎都是反驳许乃济的观点，但他与朱樽一样，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来解决道光帝最关心的白银流失问题，但其所倡导的禁烟主张仍可一看。他认为禁官不禁民是错误的，因为官来自民，又认为要严办从事鸦片贸易者。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
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致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
晚清大户人家经常用鸦片烟招待贵客
许球的严禁论影响了后来林则徐的禁烟政策，但当时道光帝并没有表态，他同样传给了在广州的邓廷桢。邓廷桢等人揣摩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矛盾之处，他们认可了朱樽的“民心”和许球的“药方”，也指出了朱樽和许球某些站着说话腰不酸的书生之见，有不求实际求名声之嫌疑。“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邓廷桢抓住了皇帝最关心的白银问题发问，如果按旧有禁例，能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无论是驱逐载有鸦片的英国趸船，还是缉拿走私的“扒龙船”，又或者是捣毁窑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两派如何争论，邓廷桢都认为，杜绝白银流出才是第一要务。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的《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事实上是许球和朱樽观点的合并，再次强调了弛禁论无疑是祸国殃民。之后，再无人上有关鸦片弛禁论的奏折。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再次把鸦片问题推向高潮。原文很长，不一一引述，仅综述其要点。黄爵滋开篇就说，皇帝为什么会觉得银子不够花了？原因很简单，就是鸦片导致白银外流，现在每两银子能换1600多文，而之前只能换1000文。接着他从鸦片吸食人群、白银外流和当下禁烟措施的失误入手分析。
一是吸食鸦片的人群增加了。许乃济曾说，以前吸食鸦片的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官府官僚、地方乡绅、工商业者、戏曲演员、署衙书吏胥、妇女、和尚、尼姑、道士等各个阶层都在吸食。到了无人不吸、无处不卖的境地，就连沈阳这个大清重地，也吸食鸦片成风。
二是鸦片走私导致白银流失严重。从道光三年到十一年，每年外流白银一千七八百万两。从道光十一年到十四年，每年外流白银2000余万两。从道光十四年到当下，每年外流白银达3000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加起来，也有几千万两。
四川的罂粟田
三是之前鸦片政策有漏洞，不能阻止白银外流。首先，海关官员收受贿赂、海防线过长都是问题。其次，外商运进呢羽、钟表，与从我国运出茶叶、大黄、湖丝等总价值不足1000万两白银，其中利润不过几百万两，比起走私鸦片的利润，前者还不到后者几十分之一。外商不进海关，在海外贸易，都是因为中国奸商参与走私，才使得走私昌盛，禁海不如防内。再次，禁商不禁民也不行，官商沆瀣一气，也难以禁止。最后，内地种植鸦片也不行，因为土烟不具备与洋烟竞争的实力。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禁烟了呢？有。黄爵滋谈到了自己的措施。
一是从鸦片需求着手，重惩吸食者。之前的刑罚过轻，对于吸食者，要判以死刑，才能完全杜绝。黄爵滋举例说，爪哇人本来很勇敢健壮，但荷兰人诱使他们吸食鸦片后，就变成了孱弱之辈，国家都被荷兰人占领了。荷兰之前也有吸食鸦片者，这些吸食者被抓到后，官方就会把他们绑到竹竿上，叫人来围观，最后用大炮把他们轰入海中，所以后来就没有敢吸鸦片烟的荷兰人。英国也禁止吸食鸦片，抓到了要以死论处。中国的邻国越南曾被诱惑吸食鸦片，但他们察觉了外国人的阴谋，现在也严禁鸦片。所以中国应该效仿外国实行吸食鸦片者处以极刑的政策。
二是在一年戒烟期限内实行连坐制。以五家为一个单元，相互写保证书联保，一旦有人吸食鸦片，联保人也要按律治罪。大城市流动人口多，则以商铺为主，收留吸食鸦片者的店，要以窝藏罪论处。大小文武官员中有吸食者，罪加一等，其后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官员下属吸食，官员受罚。军队中每五人互相担保，发现有吸食者，一样连坐。鼓励揭发吸食鸦片者，并给予奖励。
抽鸦片的中国人
黄爵滋这份奏折谈到的白银流失严重的问题显然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视，他随即转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及直省各督抚，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根据反馈的意见，有20位地方大员反对内禁，主张海禁；有8位主张内禁与海禁双管齐下，军机处大臣穆彰阿没有表态。
海禁派反对严惩烟民，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这样会增加诉讼成本。山西巡抚申启春不主张对国内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他认为源头在夷商，烟民受其蛊惑在前，现又有严法在后。峻法为财而设，而非民意，就会让国民有惶然之感。而且，严法之下，可诛之人不可胜数。山东巡抚经额布也不主张严惩烟民，认为并不是烟民把银子运出去的。他反问说，峻法有效的话，历朝历代怎会有那么多死刑犯？
直隶总督琦善的意见也很关键，禁烟以来，他在天津查获1.3万斤鸦片，收缴数量仅次于鸦片贸易滥觞之地广东。他反对重刑治烟民，担忧引起社会不稳定。“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借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
琦善认为封关可以制夷，就是建立在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大黄的认识上。
他们都把问题再次引向海关，都希望从海禁入手，解决银子外流问题。经额布说，比起躲在密室里吸食鸦片的人，海关不是更容易稽查吗？
湖广总督林则徐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赞同出台峻法治理鸦片，并指出禁烟之难，不在于革除烟瘾，而在于改变吸食者的思想。“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针对黄爵滋所谓的一年戒除期限，难免有人持观望态度，会不会一年后又不戒了呢？
为了利用好这一年期限，林则徐提出了六项主张。
一是收缴烟具，断绝烟瘾之根。烟枪、烟斗是抽鸦片必备的道具，责成总督、巡抚酌定期限和数额，分州县收缴，当做政绩考核。户口多的地方，若是收缴的烟具寥寥无几，州县官将被撤职弹劾，要是收缴得多，就奖励。
二是广发告示，劝令吸食者改过自新。把一年按四季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三个月。第一阶段自首者免罪，但再犯要加罪。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林则徐显然把吸食鸦片者当做入了西方教会的教徒，戒鸦片等同脱离教会。在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内自首的人，虽不能免罪，但可以减罪。
晚清高档鸦片馆
三是烟馆经营者在三个月期限内自首可免罪，超过期限的要处以死罪。制造烟具者则只有一个月自首的期限，超过也是死罪。
四是对官员失察的惩罚。主要为革职、降职和调任三种。这项却是为官员留下了后路，因为查办不力者大有人在，包括林则徐自己。
五是地保、牌头、甲长在各自的地头上要勇于举报揭发，不然就是包庇，应与正犯同罪，没收其房屋。
六是审断方法，主要靠“熬”。找一个公共场所，把疑犯全部集中，像科考一样点名验身，封门后，时间一到，有烟瘾的人自然无所遁形。此外，林则徐还提供了一份长达5000多字的戒烟方子。
林则徐治下的湖广，是他禁烟政策的排练之地。当时在广东的邓廷桢却不以为然，他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楠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
关于鸦片与白银的关系，林则徐另有奏折。他认为，吸食鸦片的人，每天大约需要消费一两银子，假如每百名国人中有一个人吸食，那么四万万人一年外流的白银就不少于一万万两。黄爵滋说每年外流白银千万两，他还算少了。林则徐担忧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把银子送给外洋，就是送给潜在的敌人，壮大他们的力量。黄爵滋举例爪哇国丧于荷兰，犹言在耳。
弛禁派被打压下去后，严禁派在选择内禁还是海禁的问题上依旧有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又有许多相似之处。黄爵滋、林则徐等人都主张内禁，而其余大部分总督、巡抚，如申启春等人，都主张海禁。海禁派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如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言，“天下鸦片都来自广东”，也就是众议一致认为鸦片要从源头开始杜绝。
双禁政策开始实施前，前所未有的禁烟力度让朝廷感到压力，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严禁鸦片后白银流失到底能不能控制住？何人能主持这种严厉的禁烟大局？但道光帝通过一奖、一削和一贬来表达自己对禁烟的决心，山东查获鸦片的官员得以升迁，庄亲王、辅国公因抽鸦片而被削爵，马克思赞赏的许乃济则从四品贬为六品，彻底变成闲人。
林则徐在1839年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被视为双禁政策的开始。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缉拿鸦片走私者，收缴鸦片。
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只是一个开始。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还是采用了许乃济的主张，在内地广植鸦片，真的做到了用“土烟”驱逐“洋烟”，也通过鸦片增加了国库。事实上，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鸦片也是各路军阀军费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