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习习，上海青浦区的九天陵园里，埋葬着杨丽坤的一半骨灰。
墓园的工作人员说，这块碑是目前最大的一块，杨丽坤，也就是阿诗玛的主演，是安葬在这里最出名的两个人之一。
与其说这是一块墓碑，不如说是一张电影海报：今日上映《阿诗玛》，杨丽坤主演，海报上有影片故事简介，有导演、演员和编剧的名字，还有三张阿诗玛的剧照。
旁边的一面墙上刻着丈夫唐凤楼给她写的碑铭：“你悄悄离去，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执着和善良，只铸就一个悲惨故事？”
执着、善良和悲惨，这就是杨丽坤的一生。
她是那个时代无人不晓的“美神”；她在国宴上与周总理面对面，并曾随周总理出国访问；她被引荐给毛主席——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所能享受到的最大殊荣。
但杨丽坤还是被打倒了。
1963年拍摄的《阿诗玛》杀青后没有得到在全国公映的机会，连同《五朵金花》一起，在随后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大毒草”。
有人戏言，彼时，那个青涩而禁锢的年代，我们把爱情当成了流氓，而在今天，欲望横流之际，我们把流氓当成了爱情。
[page]
被遮挡的镜头
这种说法也可以找到一些历史根据。
据《中国新闻周刊》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电影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笑话：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逝，被遮挡的镜头是男女主角谈恋爱的亲昵镜头。
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复审小组曾审看过《阿诗玛》。
当时，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很紧张，因而出现了现今无法理解的滑稽场面：影片安排在夜间审看，大门上锁，闲人莫入。
电影厂某领导看后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
陈泽涛是唐凤楼和杨丽坤的媒人。
他在2000年杨丽坤去世后曾接受媒体采访回忆旧事：1967年，云南许多著名艺术家被拉上台示众。杨丽坤作为“毒草”、“色情”的重点被拉上了台，逼她承认“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是宣扬色情的丑恶表演，向她宣读了江青“指示”。
而性格内向、话少、倔强的杨丽坤突然大吼一声：“《五朵金花》是周总理肯定的革命影片，江青说是‘毒草’、‘色情’，她就不配当什么伟大旗手。”
马上，杨丽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丽坤跌进了痛苦的深渊。昔日以她为荣的部分同事与她划清了界限。在重重批斗之下，杨丽坤的精神崩溃、失常了。后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她才被转入湖南郴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治疗。
[page]
“阿诗玛”的爱情
对唐凤楼来说，结识杨丽坤，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1971年，唐凤楼被分配到广东凡口铅锌矿工作。他与杨丽坤结识于湖南郴州精神病院。
那个时候，唐凤楼的情况比杨丽坤好得多，毕竟后者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娶她，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还不仅是“现行反革命”的问题，杨丽坤还患有严重的“幻听”，表现与常人大不相同。
唐凤楼花了很久研究妻子的病情和生活状态，后来他假装“幻听”与杨丽坤对话。此后，他不得不以两套语言、两种思想生活。
“文革”结束后，杨丽坤被平反，但“杨丽坤盼到了出头之日，但没有享受到出头带来的幸福生活”。她一直处在“幻听”的折磨中。
唐凤楼说，他对杨丽坤的感情，首先出于同情。这份同情，维系了他此后照顾杨丽坤最后30年的艰难岁月。这三十年，都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
“她走了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反而解脱了。”
[page]
暗示爱情的“毒草”
爱情，这个词对唐凤楼来说，并非一件浪漫的事情。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他也不可能拥有浪漫的爱情，他还曾吃过“爱情”的亏。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唐凤楼受到过“一件小事”的冲击。
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合唱团的时候，被弹钢琴伴奏的女同学的一曲《我爱祖国的蓝天》吸引。尤其是，当“爱”那个高音扬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女孩的眼神。
“那一刻，我那个同学就陷入了对女孩的单相思。”唐凤楼笑着说，他随后把这事写进一篇小说，里面有这么一句：“生活的道路在你面前已经展开，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
这句暗示爱情的话，在当时也是“毒草”了。
[page]
光环掩盖下的唐凤楼
因为杨丽坤主演的两部电影影响力太大，以至于杨丽坤这个名字已经被“阿诗玛”这个角色取代了。
同样，因为杨丽坤和阿诗玛的名字振聋发聩，以至于提及唐凤楼的时候，总是给他加上“杨丽坤（或阿诗玛）的丈夫”的头衔。
唐凤楼并不介意这个。作为一个上海男人，他有自己的事业，在另外一个领域，他有着自己的成就。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大学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政治课，真正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很少，但他的外语水平出色到可以给外国电影做同声传译的程度。
杨丽坤被平反后，搬到上海与丈夫住在一起。
双胞胎儿子需要唐凤楼煮奶糕，妻子需要他抓药，他集父亲、母亲、丈夫、医生等多重角色于一体。他熟悉很多药物的名称和疗效。为了生活，他下海经商了，再次在上海和广东之间奔波。
他低调做生意，瞒着妻子“闷声发大财”。唐凤楼拿着大把的现金给妻子看，杨丽坤从来没见过这些钱，以为丈夫发了不义之财，说“你要吃枪毙的”。
他曾同时担任美国一家公司驻上海的首席代表和一家沪港合资纺织公司的总经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他创办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专门做进出口贸易。
后来为了纪念杨丽坤，他2006年在杨丽坤出生地云南普洱县成立了“普洱杨丽坤茶业有限公司”，加工制作普洱茶。
作为“‘阿诗玛’的丈夫”，唐凤楼并没有从这个身份捞到多大的好处。他并非在杨丽坤辉煌的时候认识她，反而是在妻子最悲惨的时候与她结婚，之后也一直在努力治疗她的病情。
他生产加工的茶叶品牌是“普乡金花”和“美神”。
“为什么不是阿诗玛牌或者五朵金花牌呢？”
“都被人家注册了。”他说，“还有杨丽坤牌茶叶，也不是我的。”
[page]
“老虎死了，人人都是英雄”
其实，唐凤楼并不喜欢见记者，他反对接受采访。“杨丽坤被平反后，很多报纸和电视台都跑来采访她，经常问‘你什么时候重返舞台啊？’这个问题你知道吧，最伤害她，这是她心灵最大的伤疤。”
他也不愿意谈及往事，一次次揭开他自己的伤疤。
10月22日下午，从南京邮寄来的一封快递抵达记者的酒店。这是记者不久前在网上拍下来的一份报纸的剪贴簿：一位南京读者在30年前从报纸上剪下唐凤楼当年写的《我与阿诗玛的悲欢》。
唐凤楼知道记者给他送来这个，高兴地到地铁口迎接，一路上，健步如飞。
“30年了。”唐凤楼见到这份材料的时候说，“真想不到这个读者这么有心。看看，报纸都发黄了，纸张都脆了。”他摘下眼镜，坐在沙发上，轻轻翻着这些发黄的报纸，一共二十页。
这是他1982年应《广州文艺》之约，写下的3万余字的回忆录。这篇文章被全国百余家报纸转载，文章谈及他认识杨丽坤十年来的风雨兼程。他如何被分配到广州的一家工厂，如何经人介绍认识杨丽坤，两人如何躲过董塘人民公社老先生的盘问结婚，以及他们夫妻二人如何在“文革”的最后岁月两地奔波。
唐凤楼说，“杨丽坤太悲惨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每个人都以和她共事为荣；她后来被批斗的时候，一群人跳出来和她划清界限；后来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她被平反了，这帮人又出来回忆她。有多少人了解她？老虎死了，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打虎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