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盛产茶叶。自古名山出名茶。《宜兴县志》载：境内有名山136座。宜兴的国山芬茶始于三国孙吴时代，到唐朝，皇室将宜兴名茶列入贡茶之一。唐代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与常州义兴（即宜兴）交界的顾清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诸紫笋达万斤以上。《宜兴县志》载：顾清贡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兴盛时期长达650年。宋人蔡宽夫在《诗话》中云：湖州紫笋茶出顾猪，在常、湖（指常州和湖州）两郡之间，以其萌苗紫而似笋也。每岁人贡以清明日到，选荐宗庙，后赐近臣。
苏东坡在《次韵完夫赠之什，某已卡毗邻与完夫有庐里之约》诗中曰：柳絮飞时笋捍斑，风流二老对开关。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患山。竹荤凉风眠昼永，玉堂制草落人间。应容缓急烦间里，桑括聊同十亩闲。宜兴还有煎茶的良泉。宋代从徽宗帝到士大夫提倡品茶，细吸慢饮，鉴别优劣，欣赏品味。认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用宜兴的金沙泉水煮的茶，味醇、形美、色翠。因此，金沙泉水也列为贡品，与贡茶同时专程由水路运往京城长安。苏东坡滴居宜兴蜀山讲学时，非常讲究饮茶，有所谓饮茶三绝的美称，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三者兼备。苏东坡用的茶叶是阳羡唐贡茶；烹茶的水一定要是金沙泉水；茶壶一定要是紫砂提梁壶（即今东坡壶）。苏东坡在《调水符》的诗序中写道：爱玉女洞中水，既置两瓶，恐后复取为使者见给，因破竹为契，使金沙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其诗云：欺漫久成俗，闹事有弃糯；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混，校若鹤与免；吾今既谢此，但视符有元。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余；多防竟无及，弃直为长吁。这里说的是，苏东坡经常派书憧从蜀山到金沙寺去挑水，日子一久，书憧苦于往返劳顿，就从半途的丁山取水回去。可是，丁山的河水烹的茶，苏东坡一尝就能辨出来。他为了饮到金沙泉水烹的茶，就想出一个法子，事先与金沙寺老僧商量好，将一块竹牌一劈为二，为竹制桃符，一交僧，一交书健，到金沙寺取水，他们必须交换，这样书憧就无法偷懒了。这种桃符与现代老虎灶使用的水筹，有相近之处，这也是苏东坡的遗存。
宜兴民间有许多关于紫砂壶的传说，最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是：宋朝时，宜兴有一富户造屋，当快要完工时，主人发现墙砌得不平不直，就让工匠推倒重砌，在拆墙时，发现空斗墙内有一把茶壶，原来是有位工匠喝茶时放在墙中的空隙处，一时忘了，砌在墙里。大家把壶盖掀开一闻，茶叶竟然香醇如故，没有变味。这样，紫砂壶泡茶数日而不傻的事实就广为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虽然无籍可查，但可说明：紫砂壶在宋代已经为人们普遍使用。明代蔡司摆在《雾园丛话》记载：余于白下（今南京）获一紫砂罐（《先进录》曰：俗称壶为罐也），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据《松江县志》称：孙高士即孙道明，字旺叔，号清隐，华亭（今上海）人，生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在元代生活了70年。这里明确证实：紫砂壶在元代已流传，并在壶上镑刻铭文，否定了明代金沙寺僧和供春为宜兴紫砂壶始祖的结论。清代乾隆年间的宜兴蜀山人潘埠，字士珩，号裔溪，所著《腾帚续集，再考陶壶记》中指出：最早的陶壶创始人不是金沙寺僧及其徒弟供春；而金沙寺僧的制壶手艺是从蜀山三姑夫人庙僧传授而来，三姑夫人店僧制作的陶壶却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择居宜兴蜀山时设计的；苏东坡设计的陶壶式样，可以从元代大画家倪璜写真的《庙僧制壶图》得到印证。潘摞以其博览群书，广辑论据，特别强调指出：口碑载道是胜过捧唱的虚伪石刻及制版文字的。他还记录了有关陶民对苏东坡吩咐三姑夫人庙僧作陶壶的传记及其陶壶的式样。这一切还不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宜兴紫砂壶的始祖，人们需要有实物遗存佐证。1976年基建施工中，发现宜兴丁蜀镇蠢野羊角山宋代龙窑窑址，发掘中获得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苏东坡设计的提梁壶（亦称东坡壶）等实物遗存。从而，苏东坡设计提梁壶得到了实物证实。提梁式紫砂壶是苏东坡在蜀山讲学时亲自设计的。
他烹茶审味，怡然自得，因此，他写下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每当茶后，他总要捧着这把紫砂提梁壶玩赏一番，过了一阵，壶身久且色泽生光明，更觉神奇，视为珍宝。于是，他又写下了著名诗句：青烟白菜炒米饭，氏壶天水菊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