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看四川成都老茶馆档案里的时代与家国

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5月8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该组档案收录了1903年到1949年期间，有关成都老茶馆日常经营、管理的珍贵原件，有手稿、图表、照片、印刷品等共计6345件，不仅全方位记录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活色生香，更反映出茶馆与城市的共生共融，以及茶馆文化滋养的人文精神。

小茶馆大时代

“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中，既有茶馆经营的日常，如申请登记证和营业执照、租约合同；也有政府、行业协会的管理，如茶馆数量统计、售茶定价等。

成都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档案见证了近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全方位反映了老茶馆在休闲娱乐、信息交换、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的多元功能，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珍贵史料。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茶馆。（资料照片，成都市委宣传部供图)

《成都通览》记载，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档案中，1929年“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统计表显示，当时成都的茶馆已达641家。

成都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20世纪初期至上半叶，成都平原由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步转型，档案反映出茶馆作为小商品经济的代表，在城市经济转型浪潮中稳步发展。

档案还显示，茶客人群来源广泛，既有民间艺人、小商小贩，也有外国领事官员，折射出茶馆的包容性。档案中还不乏保护女性在茶馆中的工作权益、保护女子经济独立、禁止骚扰女性的内容。

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曾对这批档案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据此完成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他认为，通过茶馆，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还能从背后的细节中重构大众的日常生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普通读者认识自我、关注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文化交流的平台家国记忆的承载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有400多……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这段1949年的录音，是瑞典年轻人马悦然在成都春熙路一家茶馆里，对着一台钢丝录音机讲述的见闻。他的声音之外，茶馆里人声鼎沸，茶馆外车水马龙。

寄居成都的日子里，茶馆是马悦然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多年以后，他成为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耄耋之年，他仍对成都老茶馆念念不忘。

档案显示，茶馆里的文化交流非常兴旺，不仅为川剧、清音、皮影等传统地方剧提供了舞台，电影放映等“新式文化”也在此萌芽、发展。

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老茶馆还承载了商贸洽谈、重要活动举办、信息交流、社会纠纷调解等功能。档案记载，20世纪40年代，“工商业同业公会”曾在中兴茶园举行商业洽谈会。1918年，英国、法国领事馆、商务访华团曾在成都茶馆里举行茶会，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其实，档案之外，还有很多在当时难被书写的茶馆故事。

成都双流区擦耳岩正街，一幢斑驳的老屋曾是一家茶馆。主人徐茂森明里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党员提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茶馆里，徐茂森叔侄二人协助地下党员发动当地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还创办了地下刊物《火炬报》。1949年中秋前夕，联络站因叛徒出卖暴露。1949年12月7日深夜，叔侄二人与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桥畔英勇就义。20天后，成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