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茶马古道；线路；历史文化价值

此文来源于石硕教授的会议论文及演讲，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介绍了2002年茶马古道科学综合考察活动。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在拉萨胜利结束。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此次考察活动中,笔者参加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考察,由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至拉萨,行程约2400公里,穿越16个县市。一路所见、所思、所感良多,不仅对茶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与理解,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本文拟结合此次考察活动的亲身经历与思考,着重就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前开发茶马古道对藏、川、滇三地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前景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茶马古道”的定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

“茶马古道”历史概貌：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佛教传入后，教徒要打坐，要修行，打坐就要犯困，所以禅宗要喝茶，寺庙喝茶成了传统。二是茶作为药，因为肉食吃多了体热，需要茶，所以成了藏区，特别是牧区生活的必需品、一部分。因此茶叶成为了汉藏之间的一个纽带，虽然很小，但是使汉藏之间发生了一个有机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

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

元代统治者因不乏战马,故不再将川茶运往西北藏区交换战马,而改为就地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⑩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是内地和整个藏区发生联系的非常重要的道路，国家文物局曾想把茶马古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条路艰险无比，明清以来的很多文人都有描述。这条路很有挑战性，非常艰险，但是就在这样艰难的交通状况下，这条路的通行的频繁程度、物资的输送量是非常惊人的。这条路中茶是最主要的东西，笔者认为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企业界都应该朝一个共同的目标推进，把茶马古道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这个版块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那么大一个区域和内地之间从唐宋以来的交流以茶为主，这一点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需要把我们的藏茶、茶马古道，朝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向打造，这是一个使我们都要为之努力的目标。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作者简介】石硕,男，教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民族学、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注释: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②李肇:《国史补》下卷。③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④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⑤见注①,第143～145页。⑥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⑦《宋史·黄廉传》。⑧⑨《明英宗实录》卷177、291。⑩《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30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