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在首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会议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全文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我们编辑出若干篇精致短文，在近期推送，敬请读者诸君关注。
从晚清民国茶馆看中国近代公共伦理生活
中国近代随着公共空间的发育与扩大，公共伦理生活逐步发展，与此相适应，时代也提出了包含着更多公共性的新道德要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因其公共性而呈现出与传统熟人社会相异的特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性既是公共空间的特质，也是公共伦理生活的道德要求。各种类型的茶馆在近代中国盛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场所，茶馆的普及过程伴随着民众公共伦理生活的丰富和新道德的提倡。本文试图透过茶馆来观察公共空间在中国近代民众伦理生活中的作用，讨论近代中国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特点和意义，以及近代中国建构新道德尤其是新公德的努力和困境。
茶馆之所以能够如此普及，主要是因为茶馆发展到近代，其功能更加广泛，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人们可以在这里解渴歇息，这是茶馆最基本的功能。此外茶馆还是谈生意、休闲娱乐、交流信息的场所。茶馆先天的优势可为消息传播提供便利的条件。至于关键的时期，如抗战时期，茶馆就成了传播政情军事、鼓舞人们斗志的好场所了。茶馆还是一个引领舆论的场所。
在茶馆中，人们作为消费者，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因而“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恶者则贬斥有加，里政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观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茶馆还可通过引领舆论，完成劝导为善的功能：“设能于此发挥劝导警惕之作用，明布国家法令，奖励改过迁善，于社会治安、抗战前途，为利非浅也。”（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6）于是，政府发布新生活运动，提倡茶馆里改演文明戏，在茶馆挂上国旗乃至世界知名人士画像；精英为茶馆布置上书架，提供读信写信的服务，定期举行演讲，这些都是在借助茶馆这个平台为民众提供进步的观念，改变茶馆信息的内容，引导民众向善。
茶馆还可以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尤其在乡下国家权力暂时达不到的地方，茶馆甚至可以起到官衙的作用。“倘使乡下人演出了斗争，双方便都至‘茶馆’去理论。农民视‘茶馆’简直是‘司法机关’。”（陆合丰.农村中之茶馆问题[J].晨光(杭州),1933,2(28)：11）“保甲人员，硕望乡绅，裁断是非曲直，即常在茶馆之中。”（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6）而一些黑社会的人也借茶馆之地来处理帮派内的事务。（王笛在其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专门对成都的底层秘密组织袍哥进行了论述。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称呼。）
茶馆本身就是人群聚会的场所，加上茶馆的普及，使得茶馆成为特别重要的公共场所。有人描写：“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渡口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形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5）可见当时茶馆之盛以及人们生活对茶馆的依赖。这种状况足以说明，茶馆在近代成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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