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历史：石屏商号与六大茶山 ——袁嘉猷倡建小河底河桥-茶友网

石屏县现隶属云南省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湖光山色，地杰人灵。明清两代石屏出过638个举人、77个进士、15个翰林，其中有云南唯一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有人赞石屏是“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石屏人不但重教兴文，其开拓蛮荒经商致富的精神也令人赞叹。

▲石屏文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石屏人很早就有“走西头”的说法。所谓“走西头”就是“走夷方”。由石屏去元江、去宁洱、去普洱、去六大茶山、去普思沿边，甚至去越、老、缅、泰等国。

康熙《石屏州志》载：“在州西八十里往元江路旁，万山中立一大石，广丈余，上有马迹数印”，称为“龙马古迹。”可见石屏人闯荡天下的精神寄托。

清代，属普洱府思茅厅管辖的“六大茶山”即早期记录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后为易武取代）六茶山”是石屏人较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不迟于清雍正年间云南的普洱贡茶即由“六大茶山”采摘、制作，贡于皇家（关于六大茶山山头名字变化详见笔者《六大茶山文字记载之源起》一文）。

▲古六大茶山茶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易武《断案碑文》记：“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隶籍石屏州。吕文彩等叔父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由土官招到易武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经多年。”这是较早记录石屏人在六大茶山种茶的记录，而去茶山贩运茶叶的经营活动应该更早。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大茶山的漫撒茶山石屏会馆建成。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氏土司，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司厅伍氏土司都捐银不少。赐进士出生蒙化厅郡人卢錞在碑文中记：“今圣德天威所到，过去荒陬僻壤，人迹罕至的茶山，现在已是“肩相摩，毂相击，趾相错也。”滇省僻处天末，石屏是其南郡，茶山又是其远郡，漫撒又是茶山之小者也。然而石屏人往来于兹如履坦途，无瘴疠之忧，无虎兽之患。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这不仅仅是圣治之德威，其中亦有神助吧。然而离乡背井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乡，栖息无定，客舍未安，不能使同乡亲善和睦、共同发展。岁丁未，石屏人相聚而言，在内，石屏大商贾有商会，在外，远至普洱各县皆有会馆。漫撒虽然简陋，但怎可无之？今经各方捐金若干，会馆已初建成。会馆有大殿、陪殿、厢房、厅堂，巍然可观。大殿中供神武大帝，陪殿左为财神殿，右为山神土地祠和灶王爷，其他杂物陆续置备。今后石屏人往来可得憩息之所，而四时更换之时，祈祷、酬愿者，敬於斯、饮於斯，无异在乾山异水之间也。扬圣治之威，托神灵之佑，和睦乡谊而安旅人，一举而众善备焉。

漫撒石屏会馆建成标志着易武漫撒茶山兴盛的开始。

六大茶山道路艰难，自古是穷崖绝献，蛮烟瘴雨之乡。为兽蹄鸟迹之所经，其间山谷之溪间，成为崎岖险阻者。由易武至倚邦中间隔着磨者河。此处峰险谷深，每当夏秋雨季来临，连续五六个月的大雨、山溪河谷波涛泛滥，飞流迅湍。这时只能靠两岸的绳索将船拉过去，这是无奈之举。

▲石屏袁嘉谷旧居，陈云峰摄

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上的永安桥经官绅集资终于建成。碑文中捐款的石屏人有：石屏王乃强捐银壹佰两；石屏贺策远捐银壹佰两；石屏何镛安捐银陆拾两；石屏何超地捐银拾伍两。

道光三十年（1850年），茶山又修圆功桥，并立碑记事。碑文为石屏人张理堂题，刻碑为石屏人武绍竟。

桥梁乃交通之咽喉，古往今来，架桥修路都为大功德。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袁嘉猷等向云南都督府呈兴建石屏小河底河桥。袁嘉猷说：“石屏、建水往来元江、他郎、思普茶山的大道中隔一河，距城九十余里为小河底河。冬令水涸时褰（撩起的意思）裳可涉，一逢夏令大雨滂沱则山水暴发，行人到此惟有望洋兴叹。欲退则无旅店可投，欲进又无船支可渡。露宿风歺，染瘴而歿者时有所闻。间有情急势迫，刻不能待，冒险过渡飘流淹死者则又屡屡有之。以前屡经提议在此建筑铁桥以利行人，然一苦于无人牵头负责，再苦于无钱进行，议了又停，停了又议，建桥几已成为套话。我等念切家乡，责所难辞，因邀集同人筹商，仍按照前议，于此处建造铁桥一道，大致估计约需款二万余元。”

民国二年，蔡锷等刚刚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百废待兴，当然不可能为一个县的建桥进行拨款。袁嘉猷等提议建桥所需款额向个旧，石屏，建水及思茅等处凡于此桥有关系者，量力劝捐，虽非咄嗟（很快）可办，也不致落为空谈。

袁嘉猷为袁嘉谷的三哥，其书法称为袁家之最，可惜今已罕见。此时袁嘉谷已回到云南，在省城任参议员。

袁嘉猷等还提出，建桥之事若无一人总揽全权，则形同散沙，很难进行下去。他们建议，现任石屏县知事周汝釗热心公益，办事实在且又熟悉工程，由他充任总理，我等绅士再协同襄赞，则此桥之建成试目可待矣。伏乞充准即日加给委任令，俾得筹商一切。

袁嘉猷等的建议很快得到云南军都督府的批准。

云南民政长下达了指令第三百八十一号：“令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内务司案呈据石屏县绅士袁嘉猷等呈称为工艰费巨筹画需人，恳请委任总理以专责成事。……当经批准令委。应仰该总理会集正绅筹措款项，妥订办法，尅日兴工以期早日告成，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民政厅的内部办文中还有这样的批语：“即函驻省城个（旧）、蒙（自）各绅为协理，竭力劝捐，并请函建水、他朗（今墨江）、思普各茶帮捐助及呈请都督、民政长发起募捐事宜。”省里给的这个力度是空前了。

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首先在袁嘉猷等人的襄助下开出了在全省各地石屏绅商人士的劝捐名单，人数超过百人，可见这时石屏商帮的实力。

在此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在清末民初思茅及六大茶山最赫赫有名的几个大茶号。这些茶号的老板当然都是石屏人。

雷朗然——清末民初思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茶号“雷永丰”的老板。《思茅镇志》载，雷逢春（字朗然，号雨峰，石屏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雷永丰”号从石屏迁入思茅。雷逢春生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清代。民国二年（1913年），他被选举为思茅商务分会总理。同年6月，雷辞去总理，告老还乡，回到石屏。1921年，雷逢春当选为云南省第三届议会议员，1926年去世，享年73岁。其长子雷恩溥曾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1921年左右任过云南总商会副会长。“雷永丰”当时在思茅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从下一个文档中可窥见一斑。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一日，思茅海关监督在给省财政厅厅长刘钧文中说：“三年公债全省认购者惟思茅一处，除息银339元已据思茅富滇分银行拨兑，于七月二十七日照数收訖外，现公债票已到省厅，相应备文，赍请贵厅烦将带到三年公债票点交，托雷永丰号给领，解回以便转发。”公债票的领取，本应由官方行为，海关委托“雷永丰”号到省城解回足见对其的信任，也可知其当时的社会地位。

▲“雷永丰”档案，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思茅县知事张舜镛向省府报送本地茶叶产销情况及样品时唯一上报的样品就是“雷永丰”加工的“元茶”和“紧团”。在民国二十年代前，思茅茶业以“雷永丰”为代表是没有疑问的。（详见笔者《雷永丰茶号的盛衰》一文）。

刘向阳——即易武“同庆号”的老板刘葵光，石屏宝秀吴家营人。“同庆号龙马商标”上的文字写“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以此结合刘氏家谱判断“同庆号”开办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左右。刘向阳的父亲刘顺成不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在易武做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向阳与杨吉三合伙后“同庆号”资产得到迅猛发展。到民国初，其“同庆号”茶品在香港及滇省已声名鹊起，成为假冒的重点。1917年六大茶山修筑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工程耗时两年，其建桥所需银两的一半为刘向阳所捐，这可看出“同庆号”资金的雄厚。刘向阳在易武经营茶庄几近五十年，1942年11月10日，刘向阳就任镇越县易武镇商会主席。其子刘鹤年石屏中学毕业，1942年任易武镇镇长，1944年底被选为镇越县临时参议会会长，1945年被评为镇越县公正绅士。

向质卿——即易武“同兴号”的老板，石屏定心寨人。其1935年后销香港茶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相传五世、历年壹百五十余载。”按这个推算，“同兴号”大约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开办。向质卿1875年（光绪元年）生。清末，他所制的贡茶是迄今为止唯一仅见留存在宫廷中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

现仅存唯一的一块向质卿制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茶为方形，长宽均为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茶的正面是汉文的“向质卿造”4个字，文字向上凸出，背面则盖着满文印戳，茶色已成栗红。

茶庄贡茶在历朝历代均有，不足为奇。但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确实罕见，这是皇家的认可和高度的荣耀。向质卿这样的底蕴确实是唯一。

袁嘉猷发起修建小河底铁桥的劝捐名单上还有：易武的黄荣发、朱平安、黄家珍（同昌号）；倚邦的宋慎安。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还无法将这些人物与相应茶号一一对应。

捐款到位后建桥也拉开了序幕。铁桥位置最终选择在距石屏县城40多公里的邑胡寨山与阿乔寨山之间，是石屏跨越小河底河进入元江、普洱、思茅等地的唯一通道。冬季水枯，铁索桥的建造开始动工。在河两边已砌好的岩石上，石匠们按照要求在两岸岩石上分别把十一个石洞凿好，并在北端固定死铁链。铁链另一端用棕绳牵引，由骡马拉至对岸。当十一根铁链都被连接好以后，再用绞盘绞紧铁链。为使铁链牢固，再在两扣铁链间用铁榭连接。最后，铺上坚硬如铁的黄杨木。铁索桥建成于1913年，跨度38.7米，由11条铁链，每条铁链299扣环联接而成。其中9条铁链平行作为桥道，2条铁链作桥道两边的扶手。桥面宽3米，上铺黄杨木板。西北向桥墩面阔22米，进深14米，高11.5米，全为青石所砌，并有暗榫联嵌。东南向桥墩面阔10米，进深11.8米，高8.7米，基础建于河畔巨岩之上。桥墩上建桥头堡，铁索桥上建木结构走廊，廊顶上铺青瓦。此桥中部拱起，两端下垂，状如长虹，人称"铁索锁狂蛟，长虹挂廊桥"。一九一三年，铁索桥正式使用。

▲石屏小河底铁索桥，陈云峰摄

铁桥建成，险水变为坦途，雨季也可通行，石屏与普思沿边的联系更加紧密，石屏商号在六大茶山和石屏两地制售茶叶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

1917年10月，官方对石屏县茶业调查中记录：“仿普茶办法而经理者在（石）屏已有商十余号。”并说“茶叶一宗就屏揉造者填之，而普茶入境批发者未列。”这十余家在石屏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商号自然不包括那些已在六大茶山经营多年的商号。

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本地商号并不是仿冒别家的品牌，而是学习普洱茶制法，他们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官府记载这时的石屏茶号商标名牌有“双燕”，“长春”，“同源祥”等

这些茶号就住址居屋招工揉造，就揉址批发或发归省茶行批发，代售。出名的经理人有何楚珩，余凌轩等。石屏所制茶叶计每担三十筒，又每筒七元重四觔。

▲石屏古建筑，图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官府还记录了石屏茶商的一条重要信息，说：“近二十余年由普洱易武山传种于元江之猪羊街乡，其地与屏毗连，多为屏商做之，近已销出香港，百色等处。”从1917年前推二十余年大致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叶传种于元江猪羊街。石屏与元江毗邻，元江茶叶多为屏商做之，学习了普茶制法后，在1917年前已销出香港，广西百色等处。石屏茶商带动了元江茶叶的发展。

清代就在六大茶山开拓的著名茶号也同时在茶山及石屏两地制售茶叶。如：

向质卿的“同兴号”。在其筒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一)专办易武倚邦正山同兴向质卿上印茶庄元茶；(二)专办蛮松正山同兴上印荷花纸包凤尾茶；(三)兼办易武同顺祥向绳武茶庄元茶；(四)向庆记向寿山督造；总发行云南石屏同源利西正街。”

刘向阳和杨吉三的“同庆号”茶叶内票文字上曾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同庆号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杨吉三与刘向阳在石屏总号的房屋占地800多平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米，五天井，至今留存。

1917年7月，“乾利贞”、“宋聘号”的商标申请书中提到其在“易武茶山”，“石屏太史巷等处”都设有茶号。

清末民初，“乾利贞”商号已由石屏袁嘉谷家族掌控。

民国六年十二月，蒙自道尹繆嘉寿给石屏县知事聂培煋的训令提到“奉省长公署第1066号指令，实业员袁丕训办理实业年限成绩一案呈悉，即经该道尹查明该袁丕训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袁丕训为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儿子，省长公署下文对其评价为“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这是很高的荣耀了。

1917年7月，“乾利贞”的商标申请书附粘的商标纸样上加盖有“袁谦六”的印记。袁谦六即为袁嘉谷大弟袁嘉壁。直至1940年，袁嘉壁还以“乾利贞”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茶业公会参加了石屏商会的改选。“乾利贞”在易武茶山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

1940年4月，“乾利贞”的袁嘉壁；“同庆号”的杨吉三（杨同庆）、刘向阳（刘同庆）；“同兴号”的向质卿和“协盛祥”的杨华庭代表石屏茶业公会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出席商会改选。这是石屏茶业的鼎盛时期。一个县在同一时期有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做茶，这在全省十分罕见。

民国时期从石屏到易武的路线大致为，石屏至杨武、元江、他朗（墨江）、通关、普洱（宁洱），由此转向江城方向。由普洱到江城勐烈街420华里，计6个马站：江城勐烈街一三家村一丫口寨一曼兴一铁厂河一草皮街一宁洱县城。由江城到镇越县易武镇350华里，计5个马站：江城勐烈街—阿树一漫滩一漫乃一漫撒一易武。

也有直接从墨江到江城县的路线。墨江——哪喊——三星街——龙塘街——曼心——半边寨——大路边宝藏乡——坡脚——江城。

靖国战争后，云南进入各派不断争夺的年代，对地方管控力大大削弱。三迆大地上不法宵小乘势集啸山林，结帮为匪，抢劫商旅。这时横行于滇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团伙已有禹发启、杨友堂、龚铁匠、小李自洪等十多伙，而吴学显匪帮更是显赫一时。滇南土匪抢劫商旅已成常态。

石屏商人“走西头”已成危途。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残存史料中记载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宝秀吴家营商民刘兴宗（商号荣春和）因往易武贸易，随带有毛瑟枪二杆，子弹一百发。请县长发给护照。”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四日，商号乾利贞商民刘培元因赴元江进易武一带贸易，随带有一字改枪三杆，子弹三围，以图自卫。恳请发给护照而免沿途盘查阻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