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一方的几大云南古国，为什么都没有完成看似简单的驯化茶种？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当年云南四大族团的概况及茶叶利用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史料，文物等物证的相对匮乏，云南的族团，古国等古代史领域仍留有诸多谜题，这篇文章旨在让茶友们了解濮人种茶的相关背景知识，对这一云南茶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形成大局观和宏观理解。

大理银鎏金镶珠金翅鸟，滇文化代表之一

氐羌族团与古滇国

我们先来了解下如今云南彝、白等族的共同祖先——氐羌族团，早在春秋晚期，氐羌人就从陕、甘、川等西北地区一路南下，进入云南，公元前278年，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讨伐滇池后，被秦军断了回家的后路，选择自立为滇王，在如今的滇池一带建立城池，并与当地的氐羌人等民族融合共存，后世称这一割据政权为滇国。

贮贝器

古滇国是融合了先进楚文化与滇文化的文明，来自楚人的那部分，使其擅长青铜冶炼，留下了不少形态精美，形态独特的青铜器，比如“贮贝器”的盖面上就浇铸了古滇人当时祭祀、受贡、征战、狩猎、出巡等场景，再比如今藏于云南省博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也出自古滇人之手。

古滇人也继承了很多氐羌文化，其以“天”为原始崇拜对象，称天为颠，以高山为天，由此演化出了自称为滇、山顶为巅、头顶为颠、头疾为癫等文化，其后裔彝族、白族则以山鹰为天，滇池的含义也正是天之池或鹰之海，中原人则称其为“滇濮”。

《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秦国一统七国后，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以积薪烧岩的办法开山凿岩，打通了一条通往云南的“五尺道”，实现过对古滇国的短暂征服，秦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征西南夷，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下滇王金印后，将滇国归入益州郡之内。

滇王金印

濮越族团与哀牢国

与古滇国的民族融合情况相似，哀牢古国也是由“濮”，“越”两大族群共同建立的（学界称其为濮越族团或濮闽族团），其中“濮”自然是属于孟-高棉语系的云南濮人，而“越”则是属于壮傣语族的傣族祖先。

傣族先民是从华南的百越地区迁徙到云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其为“滇越”，文明程度也比尚处于采集文明的濮人更高一些，当两大族群在云南相遇，便逐渐融合形成了主从关系，濮人也从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孟-高棉族团慢慢脱离，成为傣族先民进入云南后最早的依附民族。（这种主从关系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此处仅作说明，没有其他含义）

公元前5世纪初，濮越族团建立起哀牢古国（本质上为部落联盟），其盟主国为“勐达光”（中心盟国），首领被尊称为“哀牢”，《史记》则称其为“乘象国”，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宣布归附汉朝，后中原政权在此设永昌郡。

濮越族团的影响力还不止于此，在如今的德宏、缅北一带，濮越人以勐卯（今瑞丽）为中心，建立起比哀牢古国更强盛的部落联盟，也即云南古代史中著名的“勐卯古国”。

汉族入滇引起的连锁反应

继氐羌族团的古滇国，濮越族团的哀牢国和勐卯古国之后，最后一个登场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自“秦开三尺道，汉通西南夷”后，汉人开始进入云南，汉武帝时期建立益州郡后，汉族移民以屯垦戍边、逃难迁徙的形式聚居在滇东北，一部份夷人也依附其中。

在南中（中原政权对滇东北和蜀南一带的统称）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朝廷派来的太守，本地的土著夷酋、根深蒂固的大姓，彼此之间相互争斗，又相互依存，逐渐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南中大姓”。

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止是蛮夷被汉化，也有一些深受夷人影响的汉人，举个例子，受《三国演义》及各种影视剧文化影响，诸葛亮南征时七擒的孟获，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蛮族，但据学界研究，真实的孟获并非外夷，而是被夷化后的当地汉人豪强，属于“南中大姓”势力。

由于文化先进，技术发达，汉族抵达云南的时间最晚，但影响却是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张，所造成的对其他族团的冲击，进而导致的一系列链式反应。

汉人在云南扎稳脚跟后，随即选择南下西进，被挤压的氐羌族团只好向着濮越族团的势力范围迁徙，正好此时又发生了“哀牢王柳貌归汉事件”，失去自由的哀牢人又要面对来自氐羌人的威胁，两个族团就此结下了梁子。

哀牢王柳貌示意图

七年之后，新一任哀牢王“类牢”宣布反汉，东汉随即从洱海周边调集氐羌人进入哀牢平叛，反汉失败后，濮越族团的势力进一步收缩，氐羌族团也得到了在哀牢北部发展的机会。

受到压迫的濮越族团，大部分都选择再次迁徙，其中一部分远走怒江以西，在这里重新建立了“勐达光”（后称掸国），一部分投靠了由濮越族团建立的勐卯古国，还有一些则深入滇南，驱赶走此地的高棉人，占据了这里大部分土地。

这些地方，正是如今的版纳、临沧、普洱一带，这里现在也是傣族、布朗族、佤族的聚居地，还有一部分当年因各种原因依然留在当地的高棉人后裔，其他民族一般称其为“本人”，即本地人的意思。

古滇四雄均未植茶

到这里，我们已经将东汉末年之前的云南势力简要介绍完毕，这其中有离巴蜀文明（最早驯化出茶种）很近，发展较好的氐羌族团（古滇国等）；有被称为“水稻专家”，农耕发达的濮越族团（傣族先民和云南濮人）；有兴起较晚，但实力最强的汉人势力（南中大姓）；也有“本地人”孟-高棉语族（高棉人）...

这么多的势力，都有哪些接触并消费茶叶？又有哪些有引种茶叶？是否有成功培育出栽培型云南大叶种茶树的？

我们先来看最早来到云南的势力之一——氐羌族团，迄今为止，虽然没有文物、史料等实物能直接证明以古滇人为代表的氐羌族团会饮用茶叶，但结合巴蜀文明的影响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茶虽然不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层古滇人喝到巴蜀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与古滇国不远的四川广汉市西北部，曾出土过令世界震惊的三星堆文明，这不止是因为那些青铜器飘逸超脱的造型，更在于这些青铜器的化学成份与四川乃至华夏文明范围内的地区都不同，却与同时期的米坦尼、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文明使用的一致，都是来自大月氏国（今阿富汗）。

（注：三星堆青铜器矿源的说法不一，有“瑞昌铜岭商周矿冶说”、“金道锡行说”等，“阿富汗说”为其中之一，这里仅作副证参考）

更直接的证明是，通过碳年龄测定后，之前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发现的一组有机残存物，被认定为是距今约1800年的茶叶，这表明在公元3世纪左右，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生存环境严酷的西藏古象雄王国，而文明程度相当，运输更加方便的上层氐羌族团，消费来自巴蜀地区的茶叶也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氐羌族团世居的滇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大型古茶树群落资源，以及与茶有关的文物、纹饰，而在彝、傈僳、哈尼、阿昌、拉祜等氐羌族团后裔中，最早的茶传说也不过是明显受到了汉文化影响的“武候遗种”和“孔明兴茶”，并没有像濮人那种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茶史诗。

古人对其的记载也是如此，唐朝《蛮书》中那句“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被公认是云南植茶史的文字记录开端，也说明了当时的上层氐羌后裔在模仿初唐茶风时，也并不在当地种茶，而是依靠滇南茶山供给。

因此，综合目前所发现的各项证据来看，陆离认为在东汉末年之前，氐羌族团虽然会偶尔消费巴蜀茶，但并不种茶，也就没有引种蜀茶，更没有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

属氐羌族团后裔的彝族老人，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对比，大家觉得有相似之处吗？

而汉人势力的情况如何呢？首先，“南中大姓”的上层饮茶一事肯定是板上钉钉，西汉时以茶为药，《神农本草经》也将茶列为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的上品药材，茶是当时在中原社会中上层里普遍流行的饮品，南中的太守、官吏等上层自然都会有所接触。

那么，比氐羌族团文明程度更高，实力更强的南中汉人，是否会从巴蜀地区引种茶叶呢？这个问题相对难把握，一方面，滇北昆明、大理古时就有感通茶这一名茶，也有与蜀茶同源的“小叶茶种”。

另一方面，又缺乏证据能间接或直接证实当时的滇北已经产茶，再加上驯化茶种，培育茶树是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系统性工程，南中地区的政局又一直是动荡不安的，综上所述，陆离保守认为在东汉末年之前，云南的汉人势力并没有规模种茶，更没有完成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的重任。

既然实力较强的氐羌族团和南中汉人都对植茶不感兴趣，那实力较弱，对滇南情况了然于心的“本地人”孟-高棉语族，又是否会对植茶产生兴趣呢？这里我们采用假设的方法来反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孟-高棉语族所处的滇西南一带，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以采集游猎为生的孟-高棉语族，也一定会有采摘和食用野茶的习惯，这属于之前提到过的“初步驯化茶种”阶段，但在“充分驯化茶种”上，各个方面的验证都得向了否定的结果。

上文提到，孟-高棉语族（孟人、高棉人）的文明中心在如今的柬埔寨一带，滇西南已经是他们的势力边缘，如果高棉人在东汉末年之前已经培育出了栽培型茶树，那如今的柬埔寨等地区应该有遗存下的大片古茶园，再不济也会留下一些种茶痕迹。

高棉人遗存下的著名建筑奇观——吴哥窟

如果说曾经种下的茶树可能会随着人的迁徙而被雨林泯灭，那当地人也一定会有古老的茶俗和茶食，但这些都没有被发现，更何况当古滇国兴盛和汉人迁入云南知识，高棉人还没有进入农耕文明，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培育栽培型古树的条件。

可能的对象被一一排除后，最后只剩下居住在哀牢古国，依附于傣族先民的云南濮人了。与孟-高棉语族的情况相似，云南濮人也在充分利用野生型茶树，但现有的史料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在东汉末年以前，濮人尚未培育出栽培型茶树。

哀牢古国是一个与周边国家常有贸易的势力，东晋时期记录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志》，以及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中，都留下了当地“宜五谷蚕桑，出矿产宝货，珍奇异兽”的记载，甚至连濮竹，桐华布，兰干布等琐细特产都有收录，唯独却没有产茶方面的记载。

此外，有关云南产茶的最早文字记录《蛮书》中，也说“银生城界诸山”，“诸山”已经被认定在今普洱一带，而不在永昌这一哀牢故地，实际上哀牢古国也没有留下栽培型古茶树、文献古籍，民俗史诗等任何记载，因此，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只能证明，哀牢古国时期的云南濮人尚未开始植茶。

那么，濮人又是在什么原因下才开始种茶的？为了让茶友们更全面，更容易地理解濮人植茶的全貌，下篇专题文章，将采取“濮人是不是云南最早的茶农？为什么是濮人最早植茶？濮人是如何完成植茶的？”的顺序和大家一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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