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史上，石屏商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其与关帝崇祀习俗之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我们不断攀爬梳理文献的记载，并循着石屏商帮的足迹去探寻，其深潜于历史河流中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
倚邦石屏会馆石狮子（倚邦老街）
普洱茶的产地，长期隶属于土司的领地。康熙六年，车里宣慰司划入元江府治下。直到平定三藩之后，曾经为吴三桂盘踞的云南，彻底纳入了大一统的清廷中央集权的治下。由此，普洱茶才进入了官方视野。范承勋监修，吴自肃、丁炜主编，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云南通志》，其书载：“普耳茶，出普耳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康熙《云南通志》是入清以后官方修纂的第一部云南省志，由此开启了普洱茶信史的历程。康熙五十三年（1714）章履成《元江府志》载：“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两部志书的记载如出一辙。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世宗即位，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其《筹酌鲁魁善后疏》中奏称：“井盐按日授课，商茶按驮抽收。”由此可见，已经有商人以身犯险深入茶山收购贩运普洱茶。对于名义上归属元江府管辖的茶山，清廷深感鞭长莫及。而对于名义上自己的领地，车里宣慰司也是有心无力。由此，茶山常为流寇盘踞，茶山向其缴纳保护费以求自保。匪徒制定的这种收税方式，为后来接管茶山的清朝地方政府继承。
雍正初年，外来茶商与茶山土民之间冲突不断，引发冲突的缘由说法不一，有说是客商重债盘剥夷民，亦有另说是客商与土著因桃色事件导致。云贵总督鄂尔泰藉此为由派官兵平定叛乱。在其向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我们看到了石屏等云南省内客商与江西等省外客商的身影。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划澜沧江以东六版纳土司地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其推行的茶政曾经短暂地将外来客商赶出茶山。不久之后这个政策就难以为继，为继任的云贵总督修订。外来茶商卷土重来，再次在茶山站稳了脚跟。
当我们回头审视引发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事件的缘由，无论是利益冲突，抑或是情感纠葛，都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隐含的外来汉族客商与本地夷民之间的文化冲突才是主因。不难想象，早在康熙年间或者是雍正初年，外来客商更多是要遵从本土夷民的风俗与信仰，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之后，外来客商凭借向政府交税等行为获得了在茶山生存的正当理由。显然，他们并不满足于流动贩售普洱茶获利，而是试图将自己的根基深植于茶山。
雍正七年（1729）由鄂尔泰奉命纂辑，靖道谟总纂，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云南通志》载曰：“普洱府，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较胜。”此即为后世公认的六大茶山，六山由此开启了普洱茶史上的辉煌历程。
雍正《云南通志》
乾隆六年（1741）蛮砖会馆落成，为其所立的石碑至今存留在曼庄大寨（现已改名为蛮砖村委会蛮砖村民小组）茶农丰敬堂家中。为石碑题写碑额“功德碑记”四字的是石屏籍官员张汉，为其作序的同样是石屏籍官员罗凤彩。建造蛮砖会馆，包括石屏籍在内的客商以及倚邦土司、当地土民等都被卷入其中。那时的会馆有着多重功能，包括祭祀、会商、食宿等。
乾隆《蛮砖会馆功德碑》（蛮砖寨）
封建王朝时期，非常重视祭祀，其中列入官方的称为“典祀”，与之相对的民间崇奉称为“俗祀”。其中，官民共同崇祀的就有关帝。外来商帮中，最为崇祀关帝的当属石屏商帮。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会馆落成，其所立石碑留存于易武茶文化博物馆中（其地也是石屏会馆遗址），碑文明白无误的佐证了石屏人根深蒂固的关帝崇祀习俗。而今六大茶山地面上凡有石屏会馆遗址，当地的老百姓皆称其为“关帝庙”。其余商帮也有各自崇奉的神灵，湖广客商崇祀禹王，江西客商崇祀许真君等。即使同一座会馆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崇祀对象，漫撒石屏会馆中间大殿供奉关帝，左为财神殿，右为山神土地祠。
乾隆《漫撒新建石屏会馆功德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
莽枝茶山的密林深处，莽枝大寨的一处庙址犹存，遗址上留存有一方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石碑。其碑文中勉强可以辨认出“江湖滇南三省”的字样，据此可以将其命名为“三省大庙或三省会馆”。
嘉庆《三省会馆功德碑》（秧林）
革登茶山革登老寨附近的密林中，遗存有一通石碑，其中“江省、湖省、云南省”的字样历历在目，落款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同样可以将其命名为“三省庙或三省会馆”。江省指江西，湖省指湖广，滇南与云南的意思一样。这两座会馆崇奉的理应是许真君、禹王与关帝。
乾隆《三省会馆功德碑》（革登老寨）
莽枝茶山牛滚塘品茶坊的主家丁俊保存的一方道光六年（1826）的石碑就是为建造五省大庙所立。近年莽枝茶山还挖掘出了一块“五省庙香火地界碑”，可惜的是没有落款年限，亦无从知晓所指为哪五省？但仍然非常有意义，指出了其作为会馆或庙宇的经费来源之一。实际上，即便同属于外来的汉族，也不乏崇奉观音等佛教信徒。
道光《五省大庙功德碑》（牛滚塘）
外来的客商，也不仅仅是汉族，亦有回族客商，其崇信的是伊斯兰教，六大茶山有许多村寨曾经是回族寨子，亦曾建有清真寺。
六大茶山曾经是各族云集之地，宗教信仰各异，蔚为大观。其中，尤以石屏籍普洱茶商帮实力强大，遍布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漫撒（易武）众多村寨的关帝庙遗址，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并以其崇祀关帝的习俗受人关注。
架布老寨关帝庙遗址
关帝的崇祀，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源远流长，并在清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顺治皇帝敕封关帝为神武大帝，雍正皇帝敕封关帝三代，加上乾隆皇帝着实推崇，在历代帝王庙中建皇帝亲奉的关帝庙，形成了浓厚的关帝信仰之风。
明清时期，石屏籍官员辈出，受官方意识形态浸染颇深。雍正二年（1724），张汉出任河南府知府。河南府治所在地为洛阳，其地所辖关林为关羽的墓地。雍正四年（1726），张汉作《修洛阳关塚庙碑记》：“今上御极之四年，诏追封关侯先三世，王其爵，颁之天下。凡关庙后寝，胥置木主而祀。春秋如其礼，而以洛阳关冢为正。予以修治其庙，如礼而祀之。”
洛阳关林
关林院中的碑林中，有一通关壮缪陵石碑，碑文为张汉所撰，并由门人董金瓯书丹，落款时间为雍正五年（1727）。雍正七年（1729），张汉罢职。乾隆二年（1737），五十八岁的张汉参加博学鸿祠考试，再授翰林院检讨。正是其在京为官期间，应石屏同乡邀约为蛮砖会馆所立石碑题写了“功德碑记”四字。历史就是如此的奇妙。有理由相信，蛮砖会馆供奉的也是关帝。
雍正《关壮缪陵碑》（洛阳关林）
会馆的建立意味着外来客商得以在茶山站稳脚跟。伴随着石屏会馆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石屏商帮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茶山的众多村寨。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漫撒（易武）逐步被外来客商带来的汉族文化覆盖。名义上易武伍氏土司下辖的漫撒茶山、倚邦土司下辖的倚邦、蛮砖、革登与莽枝茶山受到车里宣慰司与普洱府的双重管辖，实际上两大土司辖地的纠纷多交由思茅厅、普洱府裁决，茶山上留存下来的碑刻也印证了这一点。
2023年易武茶文化博物馆修缮开馆仪式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典藏有一方二比执照碑，碑文中透露出易比石屏会馆的经费来源。道光年间，由易武、易比两寨协力共办，按照门户均摊。所用包括香油、香面、条香及侍奉香火工银，可见其日常由专人负责打理，不难想见其香火长明、香烟袅袅的景象。直到光绪年间，还被刻在石碑上，强调延续以往的作法，落实执行。
至迟在乾隆初年开始，延至清末，散落在倚邦、易武土司辖地内的会馆地位与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石屏会馆，成为赴茶山讨生活的石屏籍同乡解决实际需求的中枢以及精神需求的家园。
终清一代，从早期的“走夷方”，到后来开园种茶、建立商号，种茶、种茶与贩茶，石屏籍商帮在倚邦、易武土司地上建立起了完整的普洱茶产业链条，其在六大茶山谱写出了一曲动人的创业史。
2023年易武茶文化博物馆修缮开馆仪式
嘉庆、道光、同治与光绪时期，从早期的倚邦到后期的易武，普洱茶号的创办热潮多次涌现，尤以石屏籍茶号为最。茶号，逐步成为石屏籍商帮的中坚力量。
清末光绪年间，以及民国时期，属于普洱茶号最辉煌的两个时代。但是伴随着时局动荡，交通带来的商业格局变化，六大茶山正在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旧有的崇祀习俗消弭。而今，行走六大茶山，就只有残留的会馆遗址，幸存的碑刻，残存在老人心中的记忆，供人们回望过往的岁月。
易武老街，遗存有众多的普洱茶商号旧址，吸引众多茶友来此访古探幽。光绪四年（1878）修造的易武石屏会馆，近年来多次修葺后，改做易武茶文化博物馆。曾经的茶商们依赖崇祀凝聚商帮的向心力，今时的人们凭借茶文化扩大影响力。茶里茶外，古往今来，且做谈资，供君闲话。
作者简介：
马哲峰，著名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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