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即商运：中俄万里茶路兴衰史-茶友网

俄国特有的以碟饮茶习俗

1638年，俄国使者瓦西里·斯塔里科夫奉命出使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以茶叶招待瓦西里一行，并拿出200包茶叶作为礼物，请瓦西里转交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输入俄国的开端。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逐渐征服了俄国人，成为其生活必需品。

俄国茶具

当一种物资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后，它必将催生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链和繁荣的贸易网络。以茶叶为载体，在中俄两国政府和商人的推动下，一条起于南中国产茶区，经陆路穿越蒙古高原最终到达俄国的茶叶贸易线——中俄万里茶路逐渐形成。这是继15世纪丝绸之路彻底中断之后，亚欧大陆又兴起的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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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随着俄国势力推进到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清王朝征服蒙古高原，两国领土毗邻为双方开展贸易创造了地理条件。雅克萨之战后，中俄两国达成妥协并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如果说《尼布楚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划定两国边界，那么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主要意义则在于沟通两国贸易。条约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贸易。······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愣河之恰克图、尼不潮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毋庸取税。”自此，恰克图正式成为中俄两国陆路唯一通商口岸。翌年，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中国商人则于1730年在恰克图对面的中国境内建立了买卖城。

买卖城

清朝前期和中期实行较为严厉的“边禁政策”，原则上禁止汉人穿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商人前往蒙地经商，须向理藩院申请、登记、备案。这一政策直接将大部分商人排斥在了对俄贸易之外，有机会获得对俄经商特权的是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晋商。

明朝时期，晋商就凭借地理优势与蒙古地区进行茶马互市，成为沟通蒙古高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纽带，赚取了第一桶金。明清鼎革之际，晋商为满清入主中国做出了贡献，因此才有了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皇商”，他们拥有其他商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特权。

恰克图开市之后，已垄断关内和塞外贸易的晋商纷纷前来开办分号，他们依托雄厚的资本、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纯熟的经营之道，迅速垄断了恰克图贸易。“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八十余家。”

当时，俄国饮茶之风盛行，上流社会喜欢往茶水中加入蜂蜜、糖和牛奶，配上面包圈和蜜饯。底层人民则喜欢大碗喝茶，配上黑面包，味苦回甘。俄国几乎不产茶，巨大的市场需求只能从中国进口得到满足，因此，茶叶很快从恰克图贸易中脱颖而出，成为晋商输出的主要货物。

庞大的茶叶市场空间和高额的利润（晋商从福建贩茶到恰克图可赚3倍左右利润），驱使晋商不辞艰辛，南下江南茶区，北通朔漠草原，开辟了一条长达5000多公里的茶叶转运线路。

万里茶路示意图

晋商最初将万里茶道的起点设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他们雇佣当地人从事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然后用独轮车翻山越岭110公里将茶叶运到江西铅山河口镇，走信江入鄱阳湖到九江，然后溯大江而上至汉口，再逆汉水北上700余公里直达襄阳，换小船后进入汉水支流唐白河，行驶140多公里后到达水运终点站河南赊店镇。

进入河南平原后，茶叶改用骡马大车运输，由孟津渡口过黄河，然后骡马大车换成毛驴，穿越崎岖难行的太行山，经祁县、榆次到雁门关，之后毛驴换骆驼，分东西二口北上进入大漠草原，东面从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北行2000多公里，直达恰克图，西面从晋北右玉县杀虎口经归化（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到恰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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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营商环境从来都不容乐观，要开辟和维持如此漫长的商业运输线绝非易事，这不仅对商人资本和运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也对国家政治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

万里茶道兴起之初，江南产茶区并没有大规模的茶园，农户在自己的田头屋后种植、采摘、加工茶叶，卖给茶行、茶馆，过着半自然经济的生活。当晋商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和大把资金到来后，产茶区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和资本运作被一体打通。茶路沿线的码头、镖局、客栈、饭庄、货场、会馆、骡马舟船、搬运行帮，以及为茶商提供资金周转的票号，这些因茶而生的行业借势蓬勃，在水陆兼具的跨国贸易中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茶叶产业链。

茶叶烘焙

茶叶过称

5000多公里茶路所过城镇、关隘、险途无数，既有贪官兵痞们“逢关纳税，遇卡征厘”，又有水贼响马们要“留下买路财”，路途之艰难险阻，不亚于西天取经。运输问题解决之后，终端交易也是一大难题。当时没有可供双方共同遵守的贸易协定和交易规则，晋商需解决如何与强悍的俄国商人进行自由、公平的交易，进而形成成熟贸易机制的问题。

显然，在整合如此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维持茶叶运输线的畅通无阻，以及最终完成国际交易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商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创造环境和提供支持。

景隆号，源于1718年，是清代茶商邹茂璋与晋商精诚合作贸易武夷茶时创办的第一个茶商号。

首先，虽然清王朝没有大力支持商业发展，但它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可能因官吏的腐败和低效而大打折扣，但最低限度的秩序也好过无序，这是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软因子。

其次，清帝国的统一与稳定为长途贸易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虽然有地方政府的盘剥和沿途盗匪的威胁，但盘剥是有节制的，威胁是有限度的，长途茶叶贩运的利润完全能打的住这些损失。

最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是一个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庞大帝国，能以对等的地位与俄国展开外交和贸易，保护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当时，恰克图没有超经济的压力，双方自由贸易，清政府的理藩院与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总管各自用行政手段约束和管理双方商人，保证贸易有序进行。

恰克图驿站之印

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晋商克服重重困难，将恰克图贸易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1755年恰克图贸易额达837065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茶叶贸易也水涨船高，从18世纪60年代的3万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升至1800年的69580普特。

19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茶叶贸易最辉煌的时期，1820年中国茶叶出口俄国超过10万普特，1848年中国向俄国出口369995普特茶叶，价值超过1000万卢布，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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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贸易的兴盛离不开清王朝盛世一统的支撑，当清王朝日薄西山时，繁荣了一个多世纪的万里茶路也走向了衰落。

乾隆年间，因俄国商人破坏贸易秩序，清政府曾一度关闭恰克图贸易，此举令俄国茶叶价格暴涨，直到俄国屈服并作出保证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恰克图，在1792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清政府在第一款中劈头盖脸训斥俄国：“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翼开市。”

恰克图的俄商茶叶仓库

清朝虽然有点盲目傲娇，但不可否认，此时清朝对俄国仍有威慑力，有能力维护本国商人利益。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外强中干，两国均势打破，俄国终于露出獠牙。

由于无法在海上与英法竞争，俄国企图“独享内地陆路贸易”，1851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了在伊、塔两地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打开了中国西北大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开放后，恰克图的垄断地位不再，恰克图贸易随之逐渐衰落。

恰克图贸易的萎缩只是衰败的开始，对万里茶路打击更大的是1862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规定：俄国商人可赴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可以在中国内地购买土货回国，开辟天津至恰克图的新商路，税率从轻。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在新疆和蒙古地区的贸易免税权。

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晋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对万里茶路的垄断获利。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南方采买茶叶，在汉口设厂制茶，一举打破了晋商的垄断，消解了晋商的茶贸业务，弱化了万里茶路的功能。

1863年，汉口出现第一家俄国砖茶厂，采用蒸汽机制造砖茶，质量和效率远超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俄国商人还改变运输方式，将茶叶从汉口用轮船运到天津，再以驼队运到恰克图，比陆路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俄国商人享有的免税、减税政策，直接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中国传统茶砖机

1868年，恰克图的晋商商号，由原来的120家猛降到4家，其衰落可见一斑。重臣刘坤一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用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恭亲王奕訢也坦言：

“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因之利为所夺。”

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同样危害深远的是《天津条约》，该条约使俄国能利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进行海路贸易，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促使俄国开辟了汉口至敖德萨的航线。相比陆运，海运在运载量和成本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到19世纪90年代，经敖德萨进入俄国的中国货物总值已达1300多万卢布，几乎与恰克图方面齐平。

至此，万里茶路的衰败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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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国势的衰颓，使万里茶路的存在环境急剧恶化，这种营商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体现在外国商人利用各种特权和优势挤压本国商人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体现在国内社会秩序失控导致的商业活动举步维艰。

羊楼洞砖茶装箱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晋商在福建的茶叶基地和茶叶运输线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白银两百万两。不得已，晋商又投资开辟两湖茶叶基地，以湖南安化、临湘羊楼司、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为茶叶集散地。

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各地叛乱，于1853年放开了厘金制度，对国内商人征收厘金（一种商业税），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雁过拔毛，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

为扭转颓势，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获得清政府允许。

晋商在俄国开设的茶叶店

两大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1869年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迎来了“小阳春”，贩往俄国的茶叶数量逐渐追上俄国商人的直接贩茶数量（11万担），1871年更是达到了俄国商人的两倍。此外，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行，抢夺俄国市场。

然而好景不长。1873年，晋商为了进一步降低运费成本，打算像俄国商人一样用轮船将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然后再到恰克图。但是走水路会避开绝大部分厘卡，这对清政府来说意味着税收减少，在清政府的反对下，晋商只能照旧走陆路，接受沿途地方政府的盘剥。

1875年的恰克图

此后，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俄商从中国直接贩茶量持续上升，而晋商因后劲不足，不升反降，被俄国彻底甩在了后面。

对万里茶路形成致命一击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茶叶可从中国港口海运到海参崴，然后直达莫斯科，整个过程只需7周，每磅茶叶的运费仅需9美分，而从天津经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输时间是19个月，传统的万里茶路更是望尘莫及。

穿越大漠的运茶驼队

到一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路铁路联运已完全取代万里茶路，存在了近200年的中俄万里茶路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万里茶路走向销声匿迹的同时，在俄晋商展开了绝地反击，为抢占市场，晋商对俄国中小茶商采取赊销办法——先赊给他们茶叶，销售之后返还茶款。不料这些茶商或因经营不善，或因恶意赖款，导致晋商回款无望，赔累甚巨。晋商先是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遭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拒绝，之后又在俄国法院起诉，结果败诉，只能咽下苦果。

1909年，俄国颁布法令，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晋商在俄商号大量倒闭，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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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万里茶路兴起于清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衰落于清帝国的没落期，其起伏的命运与清帝国的兴衰几乎一致。万里茶路的衰败，固然有晋商转型失败的因素在内，但这种衰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商业生态。在不同时期局势面前，清政府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直接影响着万里茶路的方向与规模，并最终决定着万里茶路的兴衰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