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育作《荈赋》的时代背景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时期。
1.社会状况上：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社会经济处于恢复、破坏、再恢复、再破坏的过程中。期间，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政权频迭，战乱不已，经济凋敝，士族南迁，百姓流亡，饥寒流陨。
2.文化上：“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时期。”(《中国文化概论》，主编：李建中。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2版，第110页。)儒学(两汉时称“经学”)独尊地位丧失，以老庄思想为骨架，柔和儒家经义的玄学兴盛，佛学在中国立足并开始中国化，道教思想，宗教神学和唯物主义无神论斗争激烈。尽管许多玄学代表人物如阮籍、嵇康表现出反儒的倾向，但“认为真正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他们并不反对维护封建纲常的名教”(《中国文化概论》，主编：李建中。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2版，第115页。)。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说在冲突和较量中，思想学术文化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源”的学说。
3.人生态度和个人行为上：“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的一个大病。”(吕思勉《中国通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6月第1版，第106页。)一方面，新兴门阀如日中天，贵族们一个个高官厚禄，无所事事，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导致“灰心绝望、贪生怖死”，纵欲主义横行。
公元291年 至 306年，西晋发生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八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重创西晋社会。其中永康二年(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金谷二十四友”主要人物西晋“第一贵公子”、鲁国公散骑常侍、后军将军贾谧，西晋富豪、曾任散骑侍郎、城阳太守的石崇被杀，“金谷二十四友”分崩离析。4月，司马冏杀司马伦，迎司马衷复位。3年后，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依附贾谧的“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的杜育官拜汝南太守，到郡治新息城(今息县县城)上任。
长期的动乱，贾谧、石崇被杀，前途未卜的杜育渴望找到精神的寄托，重振旗鼓，干一番事业。在考察义阳国鄳县霸山(今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园后，写下著名的《荈赋》，为中国茶文化奠基了第一块基石。(请看情景剧：《荈赋》)
二、杜育与《荈赋》
1.关于杜育
史书对杜育的记载不多。成书于西晋至后赵傅畅(?-330，字世道，北地泥阳人。西晋末年至后赵官员。西晋时，封武乡亭侯，官至秘书丞;后赵时为大将军右司马)所撰《晋诸公叙赞》这样记载杜育：
杜育字方叔，襄城邓(定)陵县(今河南省叶县)人 ，杜袭(杜育祖父，晚年人曹魏曹参、司马懿的军师，封平阳乡侯)孙也。育幼岐嶷(才智出众、聪明特异)，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
《晋书》对杜育的记载更为简单：
育字方叔，襄城人。初与石崇等为贾谧二十四友，永兴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进右将军，后为国子祭酒。有《易义》若干卷，集二卷。
杜育祖父杜袭，晚年任曹魏曹参、司马懿的军师，封平阳乡侯，其父不详。根据杜育卒于公元311年的记载，有人撰文说杜育在永嘉至乱时被匈奴军所杀时，时年30岁。据此推算，杜育大约生于晋武帝太康2年(281)晋惠帝永安(兴)元年(304)23岁时官拜汝南太守，305年，参与迎接晋惠帝回洛阳。晋怀帝永嘉元年(307)26岁时升任右将军，后任国子祭酒，永嘉五年(311)30岁时，匈奴军攻陷洛阳被杀。
2.关于《荈赋》
《赋》分为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汉代达到鼎盛阶段。《赋》的特点，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读chī )文，体物写志也。”“铺采摛文”是说运用大量华丽的语句，张扬文采，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事物;“体物写志”是说写赋要有所依托，不能无病呻吟,要体现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志向。在汉代，无论是“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杨雄的《甘泉赋》、张衡的《二京赋》，还是贾谊的《鹏鸟赋》、枚乘的《七发》，无不在采词富丽、气势恢宏的铺陈描写后表达自己的情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借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班固的《两都赋》由虚拟东都主人针对西都宾赞扬长安， 望朝廷西顾 ，而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杨雄的《甘泉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在详细地描述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全部过程，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贯串着讽谏之意。张衡《二京赋》在颂扬汉朝国势隆盛社会繁荣的同时，指责官僚豪绅们昏庸腐朽，黎民百姓的痛苦和仇恨。贾谊借“鹏鸟”表达选举怀才不遇的悲愤，前途未卜的惆怅。)
《赋》在表现形式上，一是语句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是语音声律谐协;三是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杜育的《荈赋》属四言诗体赋，又因文字少，也被称为“小赋”。
杜育《荈赋》目前有3个版本，其中，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年)《艺文类聚》卷八十二所载《荈赋》共11句话94字。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
第1句写到了茶园的感受。钟灵毓秀的灵山是珍奇的“仙品”钟爱的地方。
瞻彼卷(读quan)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
第3句至第4句写茶树生长的环境和茶园。看那蜿蜒山陵，西阳映照着山陵的西坡。那里满上遍野生长的茶，承受着大地沃土的滋润，享受着上天甘霖庇荫。
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
第5句和第6句写时间、事由。待到初秋农闲时，茶农结伴同行，上山采摘，精心制作。
水则岷方之注，挹(读yì)彼清流。
第7句写烹茶用水。煮茶的水，要取像西南岷江那样清彻的水。
器择陶简，出自东隅。
第8句写品茶的器具，要用东隅(东方)生产的精致瓷器。
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第9句：写分茶。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那样，用匏做成的瓢来分茶汤。
惟兹初成，沫成华浮。
第10句写煮茶。煮茶时，粗糙的“沫”会往下沉，精细的“华”会向上浮。
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第11句写煮好的茶是什么样子的。茶煮好时，茶汤靓丽的犹如积雪，灿烂的犹如春天的花。
三、《荈赋》蕴含的思想、感情、志向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92页)上面对《荈赋》的解释，是《荈赋》表面的意思。我们提出《荈赋》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块基石，主要指：(1)杜育对茶的认识、作用是否得到扩延和提升，选择茶作为精神寄托物。(2)杜育是否把某种思想、感情、志向赋予茶身上，茶开始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如同梅、兰、竹、菊，荷花、白杨树一样，被人赋予某种精神属性。
根据杜育所处的时代和《赋》“体物写志”的特点，对《荈赋》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志向进行解读。
1.写灵山茶园，为什么提“卷阿”
《荈赋》第1句发出惊叹“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后，为什么第2句提到“卷阿”。
《卷阿》是《诗经》中的一首。《卷阿》一诗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也因为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才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卷阿》第一句为“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是说：蜿蜒丘陵风光好，飘飘秋风自南来。
杜育在《荈赋》开头提“卷阿”，从写作上叫“用典”。引《诗经·卷阿》，是隐喻现在西晋又动乱了，杜育有借茶说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贤才良士，希望回到洛阳，辅佐晋惠帝，表达甘愿为国尽力的志向。
2.《荈赋》第1句至第6句铺陈的目的是什么?
杜育什么时间爱茶、见过茶园没有，这不好说。从《荈赋》采词富丽、气势恢宏的叙述中可以感到：杜育看到到灵山西坡满山的茶园后，一定被灵山“弥谷被岗”的茶园所震撼。铺陈的目的一是表达找到“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的“仙品”“圣洁”之物“茶”的惊喜，赞扬可以寄托精神的物体“茶”。二是为第7句和第8句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作铺垫。既然茶为“仙品”“圣洁”之物，必须用清澈之水来煮，用精致瓷器作茶具。《荈赋》第7句和第8句，表面是讲烹茶用水和饮茶茶具，实际上是想借此表达茶在杜育心中的地位：茶是“仙品”，是精神寄托的“圣洁”之物，不容玷污。
3.“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周人是以“礼”治国的。所谓的礼，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等级秩序、典章制度，“周礼”也就是周朝的制度。礼的作用是保障上下定位，尊卑有序，维系社会秩序。《礼记·乐记》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又云：“礼者，天地之序也。”孔子特别强调礼的重要，《礼记·仲尼燕居》云：“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荈赋》第9句：“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取自《诗经·大雅·公刘》“执豕(读shǐ)于牢，酌之用匏”。《公刘》一诗记载周人先王之一的公(爵位)刘(名)(指周人先王姬刘)迁豳(读bīn ，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及甘肃泾川县一带)开创基业的史实，也写了“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公刘与民众没有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而是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患难与共的精神。《公刘》一诗“酌之”指“斟酒”，杜育用来“品茗”。杜育《荈赋》“酌之以匏，取式公刘”表面上是写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刘”那样，用匏做成的瓢来分茶汤。实际上暗含西晋纷乱的社会想象，借此展现情怀。“取式公刘”核心是“式”这个字。“式”的古字形由“工”(表示工具、规制)和声符“弋”组成，本义指事物依据的规矩、标准。《说文》“式,法也。” 《周书·谥法》“式，法也。”引申指示范、榜样。《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百邦作式。”箫统《文选序》“孝敬之准式。”“取式公刘”一方面是表达恢复西周“周礼”的的重要性，一方面希望王公贵族要懂“礼”、尊“礼”，不要叛乱，王也要像“公刘”一样，奋发图强，率民众开疆扩土，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茶赋》最后“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2句，表面是写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实际上杜育在远离世俗的人间仙境中，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沫成华浮”一句，是对自己过去依附权势、骄宠奢侈、崇尚清谈的反思与批判;“焕如积雪，晔若春敷”一句是借写茶汤的状态，表达自己希望西晋的政治、社会能向去除“浮华”的茶水一样，呈现出“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依附、奢侈、清谈”之害，呈现“清流、朝气、向上”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
正所谓：“方叔品茗作《荈赋》，焕雪晔敷寄于荼”。
结论：杜育在新息汝南太守任上所作《荈赋》，在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垫下了第一块基石。正是由于《荈赋》的诞生，茶这一具体的“物”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志向的载体和媒介，从此“茶不再是仅仅满足生理和养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宋效忠《信阳历史文化丛书·通史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92页。)也正是由于杜育的《荈赋》，信阳成为中国茶文化的源头。
这一结论同学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期”(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395页。)也是吻合的。
四、关于《荈赋》其他问题
1.《荈赋》一文中的“灵山”指罗山县灵山考辩
罗山灵山，旧为“八山”，因有八座山峰构成得名，其中最高峰叫霸山，海拔827.7米，第二高峰叫小灵山，因“八”与“霸”音近，又称“霸山”。因其山脉走向、峰峦气势极似释迦牟尼成佛的印度天竺灵鹫山，又因史书记载霸山“每有云气覆顶必雨，验之信然”，人称“灵山”。
中国历史上，道书把“灵山”视为72福地之一。《云笈七签》云：“第三十三灵山，在信州上饶县北，墨真人治之。”(《云笈七签》卷27《洞天福地》，《道藏》22册。第202页。)道家称山东蓬莱山为“灵山”。
西晋左思《吴都赋》云：“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唐吕向注曰：“灵山，海中蓬莱山。”(《文选》卷5赋丙，207页。)
佛教称印度天竺灵鹫山为“灵山”。成书于北宋和南宋的佛教经书《五灯会元》曰：“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五灯会元》卷1《释迦牟尼佛》，10页。“五灯”是指五部禅宗灯录：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临济宗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门宗唯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的《联灯会要》，门宗正受的《嘉泰普灯录》。先后于1004年至1202年分别成书。)
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灵山泛指“仙山”。
关剑平在《茶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从晋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出发看杜育的《荈赋》，灵山在文章中没有特定的宗教意义，“应该是泛指远离世俗的仙山幽静。”(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关剑平的结论虽然排除了宗教意义上的“灵山”，由于杜育没有具体说“灵山”在什么地方，至于“灵山”在什么地方，历史上有许多说法，目前主要指3个地方。
一是，疑指陕西岐山。因《荈赋》写有“瞻彼卷阿”，依据《岐山县志》载“卷阿”是县西北20里岐山之麓，认为《荈赋》里的“灵山”疑指陕西岐山。
二是，“灵山”在岷江边。岷山北起甘肃东南岷县南部，南止四川盆地西部峨眉山，岷江发源于四川松潘县岷山南麓。因《荈赋》《荈赋》写有“岷方之注”，并依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载“汉嘉县郡治。故青衣羌国也……沫水从岷山西来，出灵山下”，认为杜育所说“灵山”在岷江边，最可能是四川雅安宝兴县的灵关河、灵关镇。
三是，有人根据《太平环宇记》所载“永康军(今都江堰市)……通灵山，周地图云上有通灵寺”，《乾隆灌县志》“(县治)其自西迤北则有灵岩山”，并引西汉时期扬雄《蜀都(成都)赋》“灵山揭其右，离碓被其东”加以佐证。“蜀都”既今四川省成都市，“离堆”，四川省都江堰的代称。古人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古地图以左为东，以右为西，“灵山揭其右”说灵山在成都的西面;“离堆”，都江堰在成都的东面。“灵山”与“离堆”方位并列，认为“灵山”指四川都江堰市的灵岩山。
考辩：
“卷阿”，位于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凤凰山南麓，因背靠凤鸣岗，东、西、北三面环山，唯南边与平地相接，形似簸箕状，故称“卷阿”。这就是人们认为杜育所说“灵山”指岐山的来历。
“卷阿”出自《诗经·卷阿》一诗：“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卷”指卷曲;“阿”指大丘。汉代·郑玄《郑笺》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荈赋》“瞻彼卷阿”一句：“瞻彼”承前句“灵山惟岳”，“卷阿”，是杜育借《诗经·卷阿》“有卷者阿”，说自己看到的这片蜿蜒起伏的茶园。“瞻彼卷阿”直译过来，就是：看那蜿蜒的山陵。
“水则岷方之注”。“岷”，字面指“岷江”。实际上杜育《荈赋》中“岷方”指方位，与后句“东隅”相对，即“西南”对“东隅”，是指“清澈干净的水”与“精美上等的器”，不是指具体的地名。“水则岷方之注”加上后一句“挹彼清流”，意思是强调烹茶所用之水应当为“清流”，不浊。
至于有人认为杜育虽英年早逝，但出生士族，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应当到过岐山和四川，这只是推测。
杜育祖父杜袭，晚年任曹魏曹参、司马懿的军师，封平阳乡侯，其父不详。根据杜育卒于公元311年的记载，有人撰文说杜育在永嘉之乱时被匈奴军所杀时，时年30岁。据此推算，杜育大约生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晋惠帝永安(兴)元年(304)23岁时官拜汝南太守，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26岁时升任右将军，后任国子祭酒，永嘉五年(311年)30岁时，匈奴军攻陷洛阳被杀。杜育任汝南太守仅三年，其间305年，参与迎接晋惠帝回洛阳。
晋惠帝永安(兴)元年(304)杜育官拜汝南太守之前干什么不祥。西晋“八王之乱”起于公元291年至公元306年，前后共16年。公元291年，杜育只有10岁，到过的地方是有限的。另根据杜育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并参加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金谷宴集”的记载，杜育出任汝南太守前，主要活动在京城洛阳。公元307年26岁时升任右将军时，主要防范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国子祭酒为国子学官职之一(另为博士)掌管教导诸生。岐山靠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四川位于西南边陲，说杜育到过岐山和四川的可能性不大。
再则，同为“金谷二十四友”的左思的父亲左熹(生卒不详，字彦雍，《晋书》称“左雍”，起于小吏)，晋武帝时曾任弋阳太守(郡治弋阳，今信阳潢川县)。弋阳太守为左熹最后一任。根据《晋书·左思传》“(左)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的记载，左思应当在弋阳居住过，我们不能肯定左思就是在弋阳居住时爱上饮茶的，即便是没有居住过，左思也会从父亲那里知道淮南有大片茶园。杜育很有可能是从左思那里知道淮南茶的。杜育任汝南太守后，先到相邻的弋阳郡、当年左思的父亲任太守的地方考察淮南西阳县(今信阳市光山县仙居一带)人工种植的茶园，然后继续南下到义阳国鄳县霸山(今信阳市罗山县灵山)，看到同西阳县不一样的深山茶园，逻辑上没有问题，现实上也是成立的。
因此，杜育《荈赋》所写的“灵山”，就是指信阳罗山县灵山。
2.关于《荈赋》的版本问题
目前，我们看到的《荈赋》有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结尾部分。
一是《艺文类聚》版本《荈赋》，共11句94字。
二是《晋书》版本。这一版本的《荈赋》共14句120字，在《艺文类聚》版本《荈赋》“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后，多出“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三是《太平御览》版本(卷867《饮食部》)，共12句104字，在《艺文类聚》版本《荈赋》“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后，多出“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涉及到《荈赋》的地位和思想高度。
《艺文类聚》由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557—641)与令狐德棻(读fēn )、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等10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编纂而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
《晋书》由唐代房玄龄(579-648年)褚遂良、许敬宗、李淳风、敬播、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21人编撰，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一。 《太平御览》由李昉(925-996)、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为宋代著名的类书。
1.从成书时间看，《艺文类聚》成书时间最早。
2.从内容上看：《晋书》版《荈赋》文字最多。多出3句26字“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若乃”，虚词。后两句是描述茶汤的颜色，将茶汤比喻为“青霜”和“白黄”。残缺的4个字，有学者补为“氤氲馨香”。即便原文如此，是讲茶的香味。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是说饮茶的功效：调解精神、和谐内心、消极解疲倦，消除慵懒。
3.从行文风格，最后3句同前11句完全不同。“色绩青霜”与“白黄若虚”不连贯，“淳染”“氤氲”不相骈对。且《艺文类聚·荈赋》“焕如积雪”已经写了茶汤的颜色，再写，有“狗尾续貂”的感觉。应当不是杜育所写。
4.多出的3句26字是写茶汤的颜色、饮茶的功效，回到写茶，背离了赋“体物写志”的传统，《荈赋》的思想性大为降低。杜育作为文学大家，不会犯此错误。
5.在唐代，由于唐朝皇帝的推崇，养生文化在唐代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得到社会的一致推崇。唐朝的养生饮食大抵有三种，其一是药膳和药酒，其二是水果，其三是饮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晋书》编撰者在编撰《晋书》选择、或自己续上一段含有养生的内容的《荈赋》，即迎合了皇帝的推崇，又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此，我认为《晋书》版本《荈赋》多出的3句26字，不是杜育所作，应当是后人加上的。
到了宋代，《太平御览》编撰者显然的看出《晋书·荈赋》的问题，删除了续上的大部分内容，只保留最后1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基于以上三点，我认为《晋书》记载的《荈赋》不是杜育当年作的《荈赋》。收录《艺文类聚》的《荈赋》是当年杜育所作的《荈赋》。
壬寅(2022)年九月于樵悦书屋
作者简介：宋效忠，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向阳，信阳市社科联原(常务)副主席、副研究员，大别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
信阳市茶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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