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朝廷设立了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并制定了专门的“茶马法”。
四川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茶马司遗址
到了元代，朝廷取消茶马交易，恢复榷茶制度，对茶叶实行高税政策，茶叶生产一度萎缩，民间消费不起。直到元末，才又实行“茶引”。元朝宫廷里的“色目人”后来随蒙古族西迁，也将饮茶习俗带到中亚和东欧。
进入明朝，蒙古地区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将畜产品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地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打开与汉族交易的大门。
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蒙古族土默特·俺答汗率骑兵大举入侵，威胁明朝政府开放包括茶叶在内的边境贸易，但嘉靖皇帝未予采纳，导致边患无穷。
尽管汉蒙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但在民间即使政府颁布了禁令，自发的“私市”仍不绝。可见汉蒙间的贸易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国家力量可以压制的。
直到隆庆五年(1571)，相继入主内阁的高拱、张居正等人鉴于当时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形势，检讨了以往政府的对蒙政策，提出了“华夷一家”的主张，史称“隆庆议和”。隆庆五年，穆宗封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为“顺义王”，并开设蒙汉间的互市，从而改善了民族关系。万历五年(1577)，明朝政府正式给予蒙古人介入茶叶贸易的官方认可。
明朝时期，山西地处极临边境
隆庆议和规定，马市每年举行一次，设在大同得胜堡、宣平堡、宣府张家口、山西水泉营等地。其中作为九边重镇的大同镇晋商大贾云集，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和经商经验和资本，晋商积极参与到边境贸易中。
早期蒙古尚不流通中国的银两和铜钱货币，旅蒙晋商主要是靠易物贸易打开蒙古地区市场的。而在诸多产品中，茶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对蒙贸易的大宗产品。
这与游牧民族“衣皮毛，食肉酪”的习俗密不可分，他们的生活以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大量脂肪的摄入不易分解，而茶叶能够分解脂肪，因此不论长幼贫富都嗜饮茶，以致到达“宁可一日无食，不叫一日无茶”的地步。茶叶在汉蒙贸易中发挥了类似货币的作用。当时“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所以“行人人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汉蒙互市图，“繁荣富庶，不下江南”
除了茶叶，在汉蒙交易中，蒙古牧民还以牛羊、马匹、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旅蒙晋商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
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弥补了边疆物资的匮乏，而用茶叶换取的牛羊、马匹等物资再被转运销售到内地各省，有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力水平。同时晋商“以钱易货，以货易货”的诚信经营方式及高效便捷的物流系统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获得了“足迹遍天下”的美誉。
汉蒙互市的繁荣，经营贸易种类越来越多
“汉蒙互市”日益兴旺，使汉蒙两族的商业往来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突破了明朝政府与蒙古地方政权之间仅有“朝贡贸易”的旧格局，贸易往来的范围和品类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对实现地区和平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后期“万里茶道”的开辟奠定了贸易基础。
(来源：中华文化促进会万里茶道协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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