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华，永兴人，高级农艺师，国家一级评茶技师;先后主持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茶事”“茶叶生产加工”“制茶技能”大师工作室。
刘大师爱老大老实地摆点龙门阵，摆龙门阵不用文本参考，好比收割稻谷，随手堆垛，自有稻谷飘香。不像北溟三写作文，像打麻将，码放得整整齐齐，小心地一张一张打出来，却常常打出一铺烂牌。
大师摆龙门阵，方言如影随形，明白的会心一笑，不明白也就罢了。方言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一直是常态，最近的比如作家王朔新作《起初·纪年》系列，略远点的比如作家何顿《我们像葵花》，经典的比如《西游记》……不胜枚举。在方言的表达上，和本文一样，大都从音不从形。
摆龙门阵，不就是自由么?把壳子吹起，葵花子嗑起。
永兴，是黔北四大商业古镇之一，素有“一打鼓，二永兴，三鸭溪，四茅台”之说。数百年的时间里，经商是永兴人不变的主题。后来浙大西迁办学七年，而后又有抗战时期的“民国十七临教院”荣军官兵常驻于此，到处弥漫着那种铜臭中带点儒雅，儒雅中带点匪气，站着时争强好胜，坐下来那样又息事宁人的风气。市井如此，茶馆自然就不甘落后了。
本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从记事起，目睹了带着浓厚市井文化的永兴茶馆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摄影：岳龙)
那些年代里，坐茶馆就是喝茶听书、听戏;偶有茶客茶友之间面红耳赤地争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谁胜谁负;茶馆文化经历了从京剧折子戏《失、空、斩》到“造反派”宣讲会等一系列转变。茶馆的功能从躺椅上喝茶打瞌睡到黑市交易;从公开的休闲娱乐，转入地下打牌赌钱。茶客从捡“过龙茶”吃的“二齁”变成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又从造反司令沦落到装疯卖傻的神汉。体制上也经历了从私人老板到“合作化高潮”，从集体所有制改制转为个体经营等一系列的变化。数十年的茶馆文化演变就是永兴社会历史的缩影，成为了那种“怀书+古装戏”杂交出来的特色文化——“口头文学”的滋生地。每每回忆起这些，犹如一幕幕的电影蒙太奇在我的脑海里重现。于是，我觉得永兴应该有一篇“永兴味”的文章把这些故事记载下来，不写出来心中总有一种堵塞的感觉。
“一街”的江家茶馆及后来的牛马店茶馆
上世纪60年代初，因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高潮，全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农村有了土地下户，乡镇集市允许少量的粮食、种子及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交换。省重点水利工程杨家坪水库和湄江东西二干渠，主要建设地在永兴，省水电厅设“湄江水利指挥部”于此。在水库建设进入高潮时，就有指挥部、设计室、工程处、施工队、突击队数百人常驻;外来的“209地质队”也入驻永兴;铜仁汞矿、务川汞矿车队也必经此地，给古镇带来了一点商机，乡镇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服务业如茶馆、饭店、旅社应运而生。供销社成立了饮食服务总店，把开照相馆、理发店、牛马板车店、饭店的所有人作“过渡商”，让他们出资投劳，联合办店，自负盈亏。所谓“过渡商”就是把私营小商、小贩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当时永兴镇有一、二、三、四大街的格局。一街就有江(方言读音“冈ɡānɡ”)家茶馆，位于永兴镇政府附近;牛马店茶馆(含牛马板车住宿)位于牛马市场下面，投资者用张家民房开办。主要服务过路的牛马板车，包括“骡马占槽”和人宿栈房。茶馆当然就是附属设施了。
这个茶馆后堂有七星排灶一座，顺墙而建，石水缸一口，可容二十挑水(一吨左右);大堂两侧有折叠式竹椅近三十张;一丈二的茶凳数条。最多时这个茶馆前后堂总共坐上四五十人。当时茶叶是国家二类物资，对生产方实行“统购统销，购九留一”的政策，其实就是农民生产的茶叶必须全部售给国家，留下的所谓的“一”也要由当地供销社按计划分配。茶馆就免不了要买点“黑市茶叶”补充了。
茶馆主堂上坐着的收银员是实质上的老板娘，人称“冈(江)二娘”，有客人来到时，就喊“二娘，发碗叶子!”这里讲的“发”是“浸润”的意思。当客人落座，掏出五分硬币放在茶凳上，跑堂的应一声“来了!”就在柜上领一副放了茶叶的“三套件”盖碗，左手放碗提盖，右手长嘴壶冲满并盖上，道一声“慢用”。跑堂的一般身兼两职，除了提壶掺水，还要挑水和煤，烧火加煤管灶上的事。记得“牛马店茶馆”挑水的是一名抗战老兵，驼背瘦高个，八字胡、缺牙巴，不善言语。挑水、管灶、跑堂本来是他的基本工作，但是由于和煤封灶是技术活只能自己干，至于提壶掺水的活，则经常由一些没茶钱又要混茶馆，收“过龙茶”喝的人代劳。谈到“过龙茶”，在永兴是有说法的，原意是被冲过一两开或是喝过已没味又被回收再次冲泡的茶渣，后来也泛指被他人用过或被抛弃的事和物。
这个茶馆有个特殊人物，是早期合作化高潮时“带资入店”的一个的孤寡老人，据说解放前他是“一贯道”，靠给人问卜占卦、“掐时”“看水碗”为生，由于揭发斗争地主私藏鸦片(有人说是他自己藏的)，立功后，“带资投劳”入店，现已年迈，生养死葬由集体负责。于是，他在店里占了茶馆后堂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暗地里做起老本行来，小屋里供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忠义双全的关老爷，一旦有人带上粑粑豆腐香蜡纸烛前来问卦，就会从他那阴暗的小屋门缝里漏出一丝烛光和香火味，同时伴有打卦敲磬的声音，从门缝里偶尔看到老人口中念念有词作疯癫状，等老人醒来，双手合十面对香客：“恭喜，恭喜!灾星已过，紫气东来，东南方有财喜哟，今年不发明年都要发哟!”当香客谢过，问其报酬，老人总是满脸慈祥地重复一句话：“我就算了!我就算了!就是菩萨要点，菩萨替你消灾了，三两块随便拿。”其实就把保底价“两元”告诉你了，香客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张两元钞和带来的“粑粑豆腐”恭敬又不舍地递给老人。送走客人，老人随后就在集体的灶上将“贡果”加热处理，当他拿起一双筷子双手合一地对在座的茶客们细声细气地说：“各位，请，请”不等大家回话，又说，“对不起哈，各位，我吃点私饮食哈”。这一动作，有点像现在的茶艺师在舞台上“奉茶”。总之，老人的存在给茶馆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摄影：岳龙)
在那人性被扭曲年代，很多人没什么尊严可言。在永兴就有一些好吃懒做又喜欢坐茶馆收“过龙茶”闲聊之人。常有客人“发一碗叶子”喝一开或根本就没喝就有事离开了，这时“二娘”就将这碗茶收到柜台下面“待分配”，有踏半截鞋收“过龙茶”喝又愿帮忙的人来了，“二娘”便开口道：康二或二齁，“这碗茶还酽得很呢”“二齁”接过茶碗道一声“谢谢二娘”便找一个位置放下，到灶上提壶掺水顺便把满堂客人茶碗的水掺满，随后的半天，有客人喊“拿开来”，康二或二齁由于免了五分钱的茶钱，就自觉起身提壶掺水免费服务去了。
这个茶馆没有说书人，也没唱戏的。主要是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居多，如猪、牛贩子和牛马板车的车夫等等，客源复杂，信息量大，但文化不高，坐在茶馆胡吹一通。例如他“在哪里见到了有一根豇豆十八斤呀”“哪里食堂敞起吃呀”“火车上吃饭不收粮票呀”“哪里有个公公被儿媳妇杀了啊”“重庆又抓了个强盗，杀了两个人，能在长江上平步如飞呀!后来被“老派”(公安干警)制服了”，听客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听得胆战心惊。讲述人大都以“见多识广”自居。
其实这个茶馆的服务对象还有做猪、牛、骡马生意的贩子或中介人。中介人号称“偏耳”，他们对谈生意，一般是“偏耳客”坐中间，买卖双方一左一右，三人坐在一排，“偏耳”在长衫下拉着买卖方的手分别左右比画，说“这格的整，这格的零”，经“偏耳”左右几拉几扯就谈成一笔生意。最后是“偏耳”决定其中一方开茶钱，“人缘好”的“偏耳”有时示意把在场其他茶客的茶钱也一并开了。“偏耳”在收取中介费的同时，还随便打了点“秋风”，下次来茶馆就有人开茶钱了。
偶尔也有人在茶馆暗地里做一些布票、粮票的黑市交易，这就是当时茶馆里的商业行为了。
在那个年代，所有信息来源，如政策宣传、会议通知、物资供应、商贸往来，一是靠“夏大爷”鸣锣通知：“各家各户要注意呀!防火防贼，人人有责，水缸担懑，来客要报!”这是夏大爷每次提锣的开场白。二是街道召集的群众会，街、排长讲阶级斗争，讲忆苦思甜;三是看张贴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当时叫‘安民告示’如国庆节每户居民凭购粮证供应豆腐一块，猪肉一斤等);再就是在茶馆里听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所见所闻”了。
二街的“群力社茶馆”
“群力社茶馆”顾名思义就是“群力社”办的茶馆。
在合作化高潮时，各行各业都有了行业的集体组织，如饮食业成立合作饭店;剃头的成立理发店;拉牛马板车的成立运输合作社，开栈房的成立合作旅社，有劳力的也成立了搬运合作社等等。最后还有大批无职无业“闲散劳动力”就由镇政府派干部组织成立群力社，组织劳动力对外劳动服务，如“挖土方”“开山放炮”“筛砂”“砌保坎”等技术要求不高的活路，这就是早期的劳务派出机构。
成立了“群力社”，大量闲散劳动力就聚集在一起等候安排活路，群力社大堂里经常是人满为患，为了解决大堂拥挤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办一个茶馆的主意，提供给“闲散劳动力”们，花五分茶钱能够在这里边喝茶边等“活路”，这是开办群力社茶馆的初衷。一个叫郑香久的四川籍老人，属国家优抚对象，吃住都在社里，自然就成了茶馆的主管了，人称郑大爷。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里因陋就简，“闲散劳动力”们从庙上抬来几条摆香炉的长凳作茶几，买了几十把竹折椅、长嘴壶，茶杯茶碗都是高台土窑烧制的“盖碗‘天、地、人’”三才杯;用集体食堂大灶改造为七眼排灶;地主家被没收的大水缸也派上用场。这里没有固定工，也没有什么“幺师”，除郑大爷外坐堂收钱“发叶子”外，提壶给水和煤封灶都是零时安排闲散劳动力们，报酬是免一碗茶钱，基本是义务，只有到“谢家井”挑水是每一挑五分随到随付。
(摄影：岳龙)
群力社茶馆很是热闹了一阵。“闲散劳动力”们坐茶馆可议论哪里有“活路”可以做，哪里挖土方可以得到两块钱，哪里有食堂吃得饱等等。除交流劳务信息，等活路做外，当然也吸引了一批被下放回原籍的“右派”“臭老九”和一些落魄文人。记得有遵义四中下放的老师“陈伯伯”、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陈伯伯”，还有浙大附中的校友“覃叔叔”等;他们在一起经常闲聊《三国演义》“空城计”如何的精彩;诸葛亮三张“出师表”如何的文采飞扬;有时候还用指头在茶凳上敲打节奏，即兴来一段二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呐啊.....”。还有“饱读诗书”无所不知的“黄老师”，每次进茶馆不管身上有没有灰尘，进门之前先用手指弹一弹口吹一吹上衣，然后就双手抱拳操“北平腔”“各位老幼尊卑请了!”，当然也不乏附庸风雅之徒，同样抱拳回礼“请了!请了”。其实，永兴的这种“茶馆礼仪”大概就是“怀书”和“古装戏”的杂交出来的吧。
群力社茶馆人气不断上升，这些现象让经营者看到了商机，于是，就请来一个鸭青(公鸭)嗓的说“怀书”的“蒲堤大师”，蒲堤是四川人，何时来到永兴场已无法考证，他头戴一顶土黄色瓜皮毡帽，常年穿着一件蓝灰色土布长衫，随身除折扇、惊堂木和取暖的竹灰笼外，长衫下面还有一件法宝，是茶馆公开的秘密，就是夹在长衫下面有一个“猪尿包”。他一进场就有“粉丝”迎上去给他提灰笼并扶他上座，唯独一只手在长衫下面操纵“猪尿包”不要别人帮忙。所以他一晚上喝茶说书连场不下桌子，个中奥秘不言而喻。
“怀书”又称“评书”，受到地方戏曲影响，他用他那带磁性的老生鸭青(公鸭)嗓说本地方言。每当说到精彩之处，只见他从头上提起毡帽在空中画个圈，同时拖长腔调“只见那太上老君抛出乾～坤～圈～呼～正中大圣头上～”这时，大师便折扇一收，朝大堂画个圈，听众的目光随着他的折扇所指方向“要知后事如何?各位，我的豇豆钱”，蒲堤从来不明说收听书钱，眼示，板示，身示，手示，只要动作一出，“特粉”们心领神会，端着小簸箕，茶客们三分两分，每晚二次。这样表演韵味浓，不呆板而活泼，庄重而不轻浮，很接近听众。从《西游记》《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维持了很长时间。
也曾有过重庆、遵义、贵阳路过此地的说书人客串一场《烈火金钢》《红岩》之类，时时爆满。后来又有一个湄潭川剧团的“角”，剧团解散后在永兴定居，靠卖耗子药为生。茶馆里也有“星探”呀，就把他请来主场，配合当地原十七临教院培训过的京、川剧票友们，定期不定期在茶馆坐堂“打、唱”，当地称“围鼓”。后来，只要是永兴坐茶馆的人都知道京剧的“唱、念、做、打”四功或哼几句“西皮”“二黄”“道白”川剧“清音”。黄老师一进茶馆那一声“北平腔”“各位请了!”大概也来于此吧。
这个茶馆好景不长，因“踏半截鞋”吃“过龙茶”的“二齁”成长为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后，经常带着民兵来茶馆检查，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臭老九”坐茶馆并“放毒”，如果说书人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内容就被视为“放毒”，就要被抓。但一般说书人非常机智，本来书中说道：“只见得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有好心的茶客在门口报一声“司令将至!”这时说书人灵机一动，惊堂木一拍，话锋一转“各位革命群众听到!高高山上插红旗!全国人民大团结!防火防特要注意啊!”。“齁司令”一进门口就用他那带着“阶级仇恨”的眼神，警惕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在那里享受无产阶级的茶馆阵地，就将“造反派随员”递上的一杯还有点酽的“过龙茶”狠狠地吸了一口，说“就是要讲政治嘛!”于是就大讲：“地主张四爷，砍了我家莲花白，阶级仇民族恨，还欠我两挑牛粪!若是地主资产阶级复辟了!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之类的。茶客们听得目瞪口呆，这二遍苦，究竟有好苦呀?
后来这段时光，茶馆的生存就可想而知了。
中街的合作茶舍
中街的合作茶舍是甘家茶馆和周家茶馆，这两家茶馆在永兴要算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了。两家茶馆起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周家茶馆”与“甘家茶馆”经合作化高潮合并后称为“合作茶舍”。茶馆由四个门面合并打开，有四十多套竹椅，十来张八仙桌，大水缸、七星灶、三套件的陶瓷茶碗、长嘴壶一应俱全。主管是人称“袁三孃”的不算太老的老太婆，主管经济财务和全面工作安排，官方称“袁经理”。一般不到大堂服务。挑水的是个“端公先生”(道士)，除挑水和煤外，经常“走穴”，给死人做道场“安灵开路”。要是在今天，他肯定是某协会会长了。
(摄影：岳龙)
几位出资人各有特点，甘家出资人“甘二婆”，主管坐堂“发叶子”，出资人周家也有一个老太婆，人称“周大婶”，传说“周大婶”是原“十七临教院”一个旧军官的太太，很是讲究，和“袁三㜳”“甘二婆”一样，一双穿尖尖鞋的细脚，经常是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帕子，但折叠有致，白净的皮肤在白色的帕子下露出饱经沧桑皱纹显得更加苍白。周大婶的工作是主管茶叶质量。凡从生产队或“黑市”买来的八九成干可以短期存放的“土茶叶”，茶馆有“一眼灶一口锅”，专供每天营业用茶“回锅提香”之用。所以“周大婶”每天早饭后从保管室领出未生香的茶叶，柴火烧水洗锅，等灶中柴火燃烧过后，明火转为炭火。只见那周大婶用手试锅温，炙手即可，再将茶叶倒入锅中，用“细火慢焙”之法，一只手扶在灶上，一只手慢慢地旋转锅中茶叶“回锅提香”。这一工作一般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经常是茶馆里“茶香四溢”，“周大婶”却由于疲倦，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一个惊厥——手被烫了!回过神又把锅中茶叶又和它一转。直到茶叶焦脆，高香扑鼻，顾客闻香而至，“发碗叶子!”“周大婶”才将茶叶起锅迎客。每当回忆起“周大婶”的“回锅香”茶那晶莹剔透的汤色，豆香高扬，滋味甘爽，不觉两颌生津。
这个茶馆规模相对较大，位于中街，集中了较多的“落魄人”，特别是当地人被限制不能出外的“五类”分子和下放原籍的一些“臭老九”。例如，两个“李伯伯”都是茶馆的常客，“大李伯伯”是富家子弟，受过教育，风趣幽默，琴棋书画无所不晓。在“革命群众”眼里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小李伯伯”姓李名绍成忠厚老实人称“李大爷”，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穷苦出身属于革命派团结的对象，两人在一起故事就来了。
李大爷有件“狗屡黄”的呢子军大衣，在日光下油亮油亮的，四季不下身。关于它的来历有两个版本，一说它是战利品，是长沙保卫战战场上从日本死人身上剐(脱)下来没上缴的;一说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送给他的。有一天下午，李伯伯来茶馆坐下，沿街给人“箍水桶”的李大爷路过茶馆，两人见面一招呼就坐下来了，李伯伯问：“绍成，你这件大衣真好呢!”“嗯!罗斯福呢军大衣”“你好福气呀，怎么得到的呀?”
这时李大爷的话匣子打开了：“长沙会战前几天。司令长官要检阅部队。我排在受阅部队前列，一声立正!枪上肩!敬礼!前方走来了一位身材魁梧，披挂全金板子的将军!我不看不要紧!那不是当年在我班上实习的士官生薛岳吗?忍不住一声‘薛岳’!从我口中蹦出来。长官一惊!回头，是谁!?我马上回答：‘上士班长，李绍成!’话音没落，就被长官的‘马弁’拖到后面一顿毒打哟。晚上我在营房里起不了床，外面喊“司令长官到!”，我刚挨打。更是被吓得起不来了，一看，还真是司令长官薛岳来看我来了。他一进来就问候了几句，老班长，让你受罪啦!然后叫‘马弁’给了我几块大洋，又把他身上那件呢子大衣盖在我的身上。”李伯伯听后连声叫好!旁边有好事者说：幸好是薛长官的马弁打的哈，要是被蒋委员长打的话，你怕脸都不洗哟。
李伯伯机智幽默，喜欢拿人开涮，在永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个身穿“涤确凉”衬衣，又有点透明身材比较丰满的少妇从茶馆经过，男性茶客们眼神全被吸住了，李伯伯见状有些不雅，忙用指头搞打茶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娃儿!背得没有?”
这样的故事在周家茶馆发生太多，主要是听得多。
李伯伯还讲了一个解放前夕发生在茶馆里的关于我家“幺外公”的故事：外公家几弟兄都在经商，唯“幺外公”是个读书人，一家人供他在贵阳上学，据说与他一个地下党员的同学去过上海，也曾经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过问，听说外公们几弟兄花了很多银子才把他弄出来。他每次回家，总是西装革履，出入于茶坊酒肆，坐在茶馆大谈其谈他的所见所闻，发一些对时局的牢骚，时不时抛出一句古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子在川上曰：斯者如斯乎!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这些，就是他的口头禅了。永兴茶馆哪里容得下他在那里咬文嚼字，于是，有一天正与他的一个“发小”谈得起劲，家里有人叫他就离开了。旁边有挑事之人问发小，“刚才‘曾老幺’骂你，你没听见吗?”发小说“哪里哟?”挑事之人说，他连骂你两句“然而!然而!‘燃’者，烧也，‘儿’者，子也，就是说你是‘烧火佬’的儿呀!”。发小立即起身。找到当时曾家的“当家人”二外公，曰：“二爷，我有什么对不起曾家没得?”二外公“没得!没得!”，发小又曰了“我有哪里对不起你家幺兄弟的没得?”二外公急了“没得!没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家曾老幺哟，在茶馆当众骂我是烧火佬的儿哟!叫人好不寒心哟。”二外公连声“对不起!对不起!家门不幸啊，出这个不昌盛的，等我把他找来，问证清楚!要真是这样，改日摆酒席赔罪”。便叫人把“幺外公”找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好一顿“家法侍候”。
茶馆的常客，还有饱读诗书的黄老师，也常来这里，不管哪个时候，黄老师的中山装都是一直扣到风领扣的。他喝茶不同于一般茶客，首先他是读书人，是不吃“过龙茶”的。早上五分钱“发碗叶子”，喝一开后，起身回家吃饭，将茶碗存放到“周大婶”柜台下面，中午来了，再拿来冲它一两开，就是一杯茶管早、中、晚。“提壶跑堂”的人也很现实，当你将早上“寄存”的那碗茶中午取出来再落座，就不会像“发叶子”时的“头开”那样快了。只能等到新来客人“发碗叶子”喊“拿开来!”才顺便给他冲水。所以，经常在他高谈阔论受冷落的时候，就喜欢把我们在茶馆玩的小朋友叫到身边，每人发好几颗葵瓜子，问问：学习遇见什么难题啦?喜欢看的什么书?听的什么戏?当时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图书摊，所以，我就实话实说，“‘花书’(连环画)!‘西游’孙悟空‘三国’”。黄老师说：“三国的故事也很好，我有空讲给你听。”有个大点的说“我喜欢三国《借东风》《包公传》”，这时黄老师发挥了，只见他摇了摇脑袋，“看来你还喜欢戏剧文学，好!好!我小时候就喜欢读‘关汉卿’，大学就读‘莎翁’”(黄老师读什么“大学”我们不得而知)小朋友说，“我晓得了，晓得了，‘莎翁’就是河沙坝堆的‘不倒翁’我也堆过的。”黄老师生气了，“孺子不可教也!你不懂，我是叫你读关汉卿的《窦娥冤》，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后来在茶馆里还给我们讲“王家花坟”“牌坊”哪年修，那年毁。反正永兴的事他无所不知。还讲了很多“包公传”“三国”“七侠五义”的故事。后来我们读了《三国演义》才知道，他讲的都是“古装戏”的“折子戏”。还是遵义四中下放的陈伯伯，农业局的陈伯伯给我从“曹冲称象”“孔融让梨”讲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还教我多看书，开卷有益呀，我似懂非懂，但为我后来喜欢读书打下了基础。
王家茶馆及一些背街的小茶馆
永兴上半截街的王家茶馆以及一些巷道小茶馆，是在“文大”后，百姓生活开始好转，市场开放而自发开办起来的。因开茶馆成本低，没有说书唱戏的，也没有“周大婶”的“回锅香”茶叶，技术含量就不说了。茶客喝茶的同时有黑白电视机可观看电视剧《霍元甲》等，除王家茶馆稍具规模外，其余的都是只有十来把竹椅，盖杯、铝壶这些是永兴人抹不去的记忆。记得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是五分一碗的茶钱。因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在后期，这类茶馆发展五花八门麻将、大贰，还有简易“拉OK”，也可谓“功能齐全”。但这类茶馆在特殊的时期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时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本地一些“下放”人员纷纷回到工作岗位。市场开放，市民们忙于全民经商，“三教九流”过往也少了。由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地位也相应提升，并且农产品可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还没完全解体，农民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开始转变。服务对象自然就转向近郊的农民了，如近郊的菜园生产队就以二街杨家茶馆为生产队会议的集中地，永兴桥就以周家茶馆为会议的集中地，高家湾生产队就在王家茶馆等等。他们在劳动之余，晚饭后，不约而同分别走进自己生产队的“专属”茶馆，讨论明天做什么活、用什么种子、怎么挞谷分配或哪家“红白喜事”咋整等。
“文革”期间的治安主任、造反司令也不甘落后，争相开起茶馆来了，据说，那个“齁司令”的跟班“治安主任”开起“地下茶馆”，为了满足他那个人欲望，除“睹博”外，还开的是“黑猫”旅社，在“严打”时被取缔，听说还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造反司令”“二齁”不会开茶馆，却当起神汉，在路边摆起“八字摊”给人算命去了。
当然，服务对象还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散淡的人”。他们留下了老茶馆“口头文学”的遗风。所以在茶馆里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当年就有一个王氏家族中的单身汉，四十出头了，人称“花叔”。“文革”时忙于抓阶级斗争，没时间学文化，但在茶馆里听了好几段书和折子戏，更没时间谈媳妇，所以，一直单身，茶馆是用“街政府”的公房开的，因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就理所当然地住在茶馆大堂的阁楼上。族里人都为他担心，经常给他提亲，一会是龙塘湾的张二嫂，丈夫出去做生意被狐狸精缠住离婚了，只有两个娃儿;一会是堡上的唐二娘，丈夫是饿死的，只有四个娃儿，本人想改嫁上街来住。最后花叔选定了相对年轻身体丰满的张二嫂。
看定年月定就期，在族人的张罗下，街里街坊帮忙，摆起酒席，好不热闹。有几个年轻人组成迎亲队伍，扛起花烛，抬着聘礼，鼓瑟吹笙，尔呐～尔呐～接个媳妇来烧茶!迎亲去了。
没去迎亲的人在家边座席边等待，两轮酒席摆过。只见迎亲队伍一个个垂头丧气，倒拖着花烛回来了。原来，迎亲队伍到了以后，说媒人介绍花叔的营生有误，说花叔没手艺，又没房子，又不会做生意，上街喝西北风呀!——不来了。大家愤愤不平，花叔媳妇没接成，又花钱办了酒席。议论起来，说：“过龙茶”哟!还看不起花叔。并将备好的饭菜处理完，忙完手边的活。劝花叔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点休息。
众人作鸟兽散，当夜无事。
第二天，大家担心花叔想不通，清早就来到茶馆，朝阁楼上喊“花叔!花叔!你还好哈!昨晚上啷格过的哟”，花叔虽然没读好多书，但在茶馆听了好多“怀书”和“折子戏”呀。所以他不紧不慢从楼上下来，坐在竹椅上，不等大家说话，就语惊四座：“有什么好不好的哟!有诗为证，诗曰：一盏孤灯～照～楼～台，上床脱去～袜～和～鞋”。
后来，由于人们生活好转，农村土地承包，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市场，开始创业。永兴茶馆由大变小，由集体转为个体。原有的一点文化气息没有了，茶馆大都成为老年人的棋牌娱乐室，书场变“赌”场，(其实就是麻将馆)。“天、地、人和”的三才盖碗杯换成了有把的盖杯，长嘴壶成了文物，“回锅香”的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元一杯也只能喝到普通绿茶甚至于“片末茶”。听不到古装戏的“西皮流水”“摇板”和“二黄”“清音”，更没有那说书人手提着毡帽“只见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那种绘声绘色的“怀书”表演。只有一阵阵碰!碰!和!的声音。
唉!过去的时光过去了。
来源：贵州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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